当然，有抱残守缺者，也有应时顺势求变者，比如湘江学派，又比如杨亿出身的闽浙流派。
就在今年夏，经皇帝刘旸提议，尚书令吕端、财政使张齐贤主持，决议同意成立农部，以总管天下农牧渔林诸事，从制度上进一步加强农业口的权威，强化“以农为本”的治国理念。
当然，一个新部司的成立，也伴随着朝局的变动，以及权力的划分。关于农部的组织架构，具体细节仍旧商讨落实阶段，但可以明确的是，职权基本是从工部、户部中剥离出来，并且同户部一样暂时归属于财政司下。
可以想见，财政司的权势将进一步扩大，将成为大汉中枢实权第一的部司，不管这样的局面会维持多久，至少在这个阶段，兼任财政使的宰相张齐贤，在政事堂的话语权也将进一步提升，也意味着皇帝的权势在持续增涨。
而有心人则更加关注，一个新部门，还是一个实权大部成立，带来的职位与权力机会。
而杨亿、刘筠、朱祺三人辩论的，恰恰是农部成立背后，有关增加农科取士名额、以及增加对官员农业事务、知识考核事项的问题。
朱祺作为湘学出身，不说彻头彻尾地添朝廷政策，但总是从各方面为之解读，政治立场格外坚定。
而杨亿、刘筠二人，当然也不敢否定朝廷大政，至少在政治正确的农事态度上，还是很坚定的，他们的异议集中在农科与农官事务上。
杨、刘二人的观点很明确，朝廷重农、鼓励生产自是应该，但过于拔高农官的权力、地位，只怕会引起士林不满，也不利于朝廷的稳定与和谐，更无法倡圣人之言、行圣人之道，“泥腿子”焉能治理好国家......
说到底，他们虽然愿意给农学、农民以政治地位，但却不愿意分享政治权力。
而对于杨、刘所持论点，朱祺可是看得透透，因为他本身也有类似的顾虑。但是，甭管心里怎么想，嘴上却是坚定的“实务派”，针对他们的说法，一一予以驳斥。
比如“春秋有百家争鸣，农家之言当不得圣人之言？”；
又比如“今圣人之言与古圣贤之言，孰重？；
还有，朝廷的初衷，是鼓励读书人去修农学，劝农业，护民生，而非反之，本末焉能倒置；
农事不兴，国家不固，小农至少能察天时，治田亩，而不辨五谷，只知摆弄经文、抱残守缺者，又如何能处理好政务，执行好朝廷“农业兴国”之政？
......
当朱祺火力全开，尤其开始搞起“人身攻击”之后，杨、刘二人当然也不甘示弱，逐一驳斥，引经据典，能言善辩，同样是他们所长，火气被勾起来之后，气氛也就热烈了。
不只围观的客人们兴致盎然，聚精会神，就连在琴台上抚琴的刘晖手上动作都快了，悠扬的曲调便急促，就仿佛在给辩论双方鼓动助威一般。
在二楼的雅阁中，还有一名特殊的看客，当朝圣人刘旸。太和楼之名，他也早有闻之，此前皇城使王约曾汇报请示，是否要警告一番，毕竟地处市井，如此纵容议政，怕有不好的影响。
然而，刘旸没有丝毫犹豫便拒绝了，理由也很简单，他行王道，走的是堂堂正正的治国之道，无不可与臣民言者，他唯虑朝廷的政策方针传得不够远、不够全，何惧议论。
何况，有这么个场所也好，正好听听异见，触类旁通，兼听则明，若有英才雄见，也方便取用......
刘旸一番见解，尽显开明之主的大度，当然，这也是建立在他足够自信且能控制局面的前提下，否则哪里能那般放任。
而听皇帝直言，王约恭维之余，又提出，吴国公身为宗亲，作为太和楼的主人，是否不妥？
刘旸当然听得懂王约暗含的意思，但刘旸一不相信刘晖有什么谋逆作乱的野心与实力，二则认为，正因刘晖的身份在那里，方才提供了那么个自由论道的空间。当然了，若是换作赵王刘昉、鲁王刘暧乃至燕王刘昭，刘旸都不会看得如此之开，毕竟不一样......
正因如此，才放任至今，甚至今日，连刘旸都难耐好奇，亲自出宫来视察一番，而见识下来，感觉很满意，果是名不虚传。
当然，刘旸并不在意场中三人的争论，这些于他而言并没有太多意义，他们所说的东西，朝堂之上吵得更凶。
相比之下，刘旸更关注辩论的三人本身，不管是杨亿、刘筠还是朱祺，都是雍熙时代下的青年俊秀，也正是因为不断有这样的年轻才学之士涌现出来，大汉的文道方才昌盛。
目光落在以一敌二不落下风的朱祺身上，刘旸嘴角浮现出少许的笑意，感慨道：“朱祺犀利，杨亿耿直，刘筠明达，都是人才啊......听到他们争论，朕都觉得年轻了几分，倍感振奋！”
侍从在旁，听到皇帝的感慨，王旦说道：“大汉群英荟萃，人才辈出，此兴旺之兆，也是陛下励精图治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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