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是初秋,西京的士民百姓们又将迎来一段欣喜宜人的日子。延康大街依旧是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太和楼也依旧屹立在最显眼的街市上,遥望皇城。
楼内的格调依旧很足,宾客不是达官显贵,便是高门贵子,抑或是知名学子,它的门槛依旧是这么高,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能够跨越。
比起街市上的喧嚣,楼里实在要雅静许多,悠扬的琴声悦耳动听,让在座宾客都不禁陶醉其中,而琴台上,正沉浸其中,拨弦抚琴者,乃是一名长相俊朗却头发花白、胡茬唏嘘的中年人。
当然,他还有一个更让人在意的身份,太和楼的主人,吴国公刘晖。
刘晖是实实在在地被宗正寺圈禁了一整年,即便生活待遇没有怠慢,但精神与心气上的打击却是巨大,仅仅看起形象、行为的变化就可知了,那股子沉沦的气质总能给人带来一种戚戚之感,在宗正寺的时候,刘晖又给自己取了个雅号:戚然居士。
期满释放之后,回到公府,刘晖将公府所有事务的处置权力都移交给长子刘文渝,若不是礼制所限,他甚至想把吴国公爵也提前传了。
而刘晖自己,则不再关心那些“俗务”,而是纵情声色犬马,专注于饮酒抚琴,诗词创作。曾经喧闹一时的流光园,早已落寞,于是刘晖转移阵地,到公府名下的太和楼来。
多年的发展下来,太和楼已然成为京中名流显贵汇聚之所,当然类似的场所京中还有许多,而其最特殊的一点在于,他还是供京中官僚、士子尽情论(键)道(政)之所,尺度之自由,甚至比朝堂上还高,毕竟太和楼的氛围没有那么严肃,也不用太多的顾虑。
而这一份特性,对于许多不在其位的边缘人物来说,是极具诱惑力。因为随着名声的传扬,前来太和楼观摩旁听的,还有许多真正的显贵,这是怀才不遇者,一个自我展示的平台。
此时在大堂间,就有三人争辩,史馆修撰刘筠、翰林院校书郎杨亿以及弘文馆校理朱祺,三人都是明经进士出身。
在大汉,实务官自然是年纪越大越好,相比之下,研究经文学问者,却是突出一个“出名要趁早”。这三人,如今都还不满三十,却已胜过成千上万的“庸碌”之辈,可谓年轻士林中的翘楚。
尤其是杨亿,又是一个神童,七岁属文,十一岁时便在京中着《喜朝京阙》一首,流为传奇,并且杨亿还是最近十年,唯一一个未经科考,直接靠翰林院面试被赐进士出身的人,可谓破格提拔,这样的人,可见其在文才上的禀赋与成就。
刘筠则不似杨亿那般惊艳众人,明经科中第之后,也表现得不闻不火,还是在做编修期间,为李昉发掘,带入《文苑英华》的编纂团队,由此才情渐展,尤以诗词闻名。
至于朱祺,简单地讲,这是湘江学派中的后起之秀。当年世祖南巡时,曾与湘学领袖廖明永相谈,对他们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十分欣赏,于是让他推荐一些出众的士子北上,于是开启了湘学向大汉上层传播突破的道路。
任何学派、理论的传播与发展,都离不开政治大厦的支撑,湘学也是一般,而走出湖南的舒适圈后,在京畿的发展并不算顺利。
虽有世祖遗命可做背书,但世祖终究已经远去多年了,而雍熙皇帝刘旸虽然对他们事君与务实的态度比较欣赏,但也不是全盘接受,而更重要的,在京畿的政治、学术派系里,湘学是极受排斥的。
但即便如此,湘学还是在数年下来有了一定的传播,在京畿也站稳了脚跟,并且由湖南官商们集资修建了一座湘江会馆,用以传播讲授湘学理念。
究其根本,还是很多文人士子发现了,湘江学派搞的那一套,即便过于逢迎谄媚皇帝与权贵,但却容易受到上面认可,对做官上是有理论帮助的。而当官,这可是几乎所有大汉读书人的信仰。
进入雍熙年来,湖南那边又组织一片士人北上,这朱祺就是第二批,并且在雍熙四年春闱之中,高中明经科第一名,也是个十分有才的人,尤其是口才,能言善辩。
而此时三名青年文坛俊秀辩论的,还是朝中老生常谈的“农官”问题,从世祖时期起,不论朝野,对于朝廷科举设立农科、农业委派农官等等举措,舆论上一直都在攻击。
显然,在很大一部分士人心中,朝廷这是在倒行逆施,此举有辱斯文,这是在把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并列,让腹有锦绣、胸怀天下的仁人志士去操持研究农桑管理,实为焚琴曲煮鹤......
在一些士林朴素的认知中,他们当然也认可重视农桑,但是这份重视,实在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不能付诸于实际,更别提躬身下地,沉心研究了。或许,不欺压农民,保证不误农时,按期照章收上赋税,就已经足够了。
但在大汉当前的政治趋向中,却是越发要求官员对农业生产、农业技术的学问了,从皇帝以下并诸多掌握实权的权贵们,也越发不依靠“诗书经典”治国理政了,这对于传统的儒学士们而言,是极其严重的一个问题,也一度引起了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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