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小平钱当时在周围国家都非常受欢迎，除了日本，西夏，大辽，简直供不应求，因为铸造手段远超周边这些国家。许多宋朝人认为，是铜钱的大量外流造成了“钱荒”。宋朝经济发达，与日本、东南亚、阿拉伯乃至非洲开展密切的国际贸易，宋钱差不多成了这一贸易区的国际货币，有点接近今日美元的货币地位。不但日本“所酷好者铜钱而止”，交趾跟宋人交易，也“必以小平钱为约；而又下令其国，小平钱许入而不许出”；爪哇国也用胡椒交换宋钱。今天在东非、印度、波斯湾等地，均有宋钱出土。宋人说：“缗钱原为中国财宝，而今四方蛮夷通用之。”并不是夸张之词。这些与宋朝通商的国家，“得中国钱，分库藏贮，以为镇国之宝。故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为阻止铜钱外流，当时有人提议：干脆关闭贸易港，中断与外商的贸易。认为这才是“拔本塞源”之道。这当然是一种很愚蠢的想法，幸亏宋朝政府并没有听从。
铜钱不够，为什么不用金银？对不住，有宋一代是金禁的，所谓的金禁，是特指禁止熔炼黄金制作某些制品。宋代金禁特盛，其出发点主要有二：一是以此作为抑奢的手段，二是出于对黄金的爱惜。
大中祥符八年（1015），诏书说：“内庭自中宫以下，并不得销金、贴金、间金、戭金、圈金、解金、剔金、陷金、明金、泥金、楞金、背影金、盘金、织金、金线捻丝装着衣服，并不得以金为饰。其外庭臣庶家，悉得禁断。臣民旧有者，限一月许回易为真像前供养物。应寺观装功德用金箔，须具殿位真像显合增修创造数，经官司陈状勘会诣实闻奏，方给公凭，诣三司收买。其明金装假果、花板、乐身之类，应金为装彩物，降诏前已有者，更不毁坏，自余悉禁。违者，犯人及工匠皆坐。”
金禁并非全是一纸空文，宋真宗时，曾将犯金禁的后苑匠、杭州民周承裕、商贩郑仁泽等发配远方。宋真宗自泰山封禅后返京，他看到前来迎接的杜妃衣销金衣服，大怒，不久即下令让杜妃出家入道观为女冠，而杜妃乃是皇太后杜氏的侄女（或侄孙女）。甚至还规定“契丹国信物旧用金为饰者并易以锦绣”。“弓弩院所造戎器用金饰者以他物代之”。还让榷场通知辽朝人，不要贩卖销金物品给宋朝人。宋英宗时，外戚李珣犯销金罪，宋英宗本拟严办，已将犯人入狱，后有人指出，李珣乃宋仁宗舅，不宜治罪，宋英宗考虑到自己同宋仁宗的特殊关系，才令人将此事化解。这虽然是个没有执行金禁的例子，却同时也表明宋英宗对金禁的态度还是认真的。《宋会要辑稿》帝系四之一七载，不久，皇亲、同知大宗正事赵宗旦的妻子沈氏“服其姑德妃所遗销金衣入禁中”，赵宗旦因此被判罚款，并被推迟晋级时间。宋神宗时金禁松弛，但宋哲宗时又转严。
再来看看白银，我们先来看看他和小平钱的兑换率，宋真宗天禧末年是100∶5.7，宋神宗时期是100∶7.27，前文我们已经讲过，宋代的官员工资非常高，基本五品以上干实事的官员基本都是高薪养廉，而纵观金、银在宋代财政收支总数中，大约只占2%上下，不会超过5%，到了发工资的那一天，你不可能真的让那些高官弄些牛车来拉铜钱，太招摇，面子上也不好看，为了大家方便，自然是给这些人发了一部分白银。
那多出的金银到哪里去了？金、银在宋代既是制造奢侈品的原料，又在许多情况下可代替钱使用，此外金、银又有价高、不易锈蚀等优点，所以人们对金、银格外珍爱，统治者也不例外，所以，他们要求将税收中一部分金、银直接输送由皇室支配的内藏库。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金银只在皇帝和大官之间流行，或者说的直白点，只在有钱人间流通，老百姓基本没机会见到。
每年铸造的新钱投放市场将那些残币抵消后，民间的钱只会越来越多，毕竟硬通货比纸币的质量可经久耐用多了，除了那些每日叠铜板练刀的大傻子除外。那钱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呢？——很大部分“沉淀”下来了。换成当下的说法，“‘钱荒’不是因为没有钱，而是钱没有出现在正确的地方”。大量的铜钱，在流动性非常低的地方躺下来不动弹了。这里的“铜钱沉淀”，包括政府的货币化税收将大量钱币回笼（这部分货币从国库流回市场需要一个过程），也包括民间的储蓄风气。因为宋朝的富家恰恰普遍有积贮铜钱的习惯，库藏起来的钱叫作“镇库钱”，如青州民麻氏，“其富三世，自其祖以钱十万镇库，而未尝用也”。宋人发现，“国之钱币，谓之货泉，盖欲使之通流，而富室大家多藏镪不出，故民用益蹙”。钱币被大量贮藏，致使流通领域的货币短缺，南宋时，朝廷便出台了一个法令，要求“命官之家存留见钱二万贯，民庶半之”，其他的铜钱必须变换成金银、钞引之类。但以宋朝松弛的社会控制，这样的法令肯定是无法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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