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夹锡钱连老百姓都看不上，他居然当救灾款让我们运到川蜀去，合着他没安好心呢。难怪那方七佛原封不动的还了我们，他定是开箱查过了。”
“夹锡钱”创始于宋崇宁二年，在铁钱中加入锡，使钱币变脆，主要是防备北方辽、金两国大量收购南方的铁制钱币，然后熔炼制作兵器，只是质量太差，老百姓根本不买账，基本没人用。
《宋史·食货志下二》：“初，蔡京主行夹锡钱，诏铸於陕西……其法以夹锡钱一折铜钱二。每缗用铜八斤，黑锡半之，白锡又半之。”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一》：“蔡京当国，凡以金银丝帛等贸易，勿受夹锡钱者，以法惩治。盖其时有以金银为用者矣。”
宋朝和前几朝一样，法定主币是铜钱，其实主要材料为铜、铅、锡的合金，学过化学的人都知道，纯铜很软，而且极易氧化，生了铜绿后很难看，这三项比例由北宋天禧年间到南宋嘉泰年间发生了极大改变：含铜量由62%至72%降为56.5%，用铅量由20%至27%增为40%，用锡由8%至12%减为3.5%。
宋仁宗康定年以前，官方没有铸行大钱，民间行用的是清一色的小平钱。宋仁宗康定年始，在陕西行用大铜钱。宋神宗时，折二钱广泛行用，在当时行用的铜钱中，已占相当比例。
宋徽宗时，商品经济繁荣发展，《清明上河图》上的情形可以借鉴，于是大量铸行当十钱，根据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在民间流行的，大约应主要是当十钱。当十钱前后铸了数种，大抵是用铸三个小钱的原料铸一枚当十钱，这就使铜钱的价值实际降为原先的十分之三，铜钱购买力理所当然地要随之下降。
康定、庆历大钱在当十的时期，显然是规定价值与实际价值不符。陕西此时期的物价上涨，与当十钱的行用直接有关。宋徽宗时铸行的当十钱比宋仁宗时行用范围广、数量大，此时期的通货膨胀与当十钱的泛滥有直接关系。
宋朝建立伊始，政府就在维持充足的铜币供应方面遇到了困难，而且如果经济持续增长，铜币供应量也应当随之增加。当时的标准钱币面值为一钱，但神宗时期曾铸造过当二钱的铜币。对于金额较大的交易，人们通常用贯做为计量单位，名义上一贯等于一千钱，但由于铜钱短缺，政府允许在缴税时只支付七百七十钱。政府还采取其他措施来缓解铜的短缺，包括开采新的铜矿，降低钱币中的含铜量，允许用银两缴税，在北部边境和四川发行铁钱，严禁熔化钱币，在谷物交易和茶、盐专卖中使用票据或度牒，有时候还会发行纸币。1085年，货币发行量达到顶峰，政府一年共发行了六百万贯铜钱（是997年的7.5倍）。钱币不是在一个地方铸造好后运往全国，而是在二十多个地方铸造，然后在本地流通。由于新政时期铸造了大量的钱币，以至于严重消耗铜材，神宗之后各朝铸币量减少，导致11世纪末对钱币的需求严重得不到满足。有宋一代，因此经常闹钱荒。
蔡京1102年就任左仆射后，开始推动铸造面值较大的钱币，包括当十钱的大铜币和价值三钱的锡铁合金货币。这两种方式都让政府无须开采新铜矿就可以扩大货币供应量。同时，既然各种纸币的使用量在不断扩大，尽管大部分仍局限在四川地区，有理由设想人们也许会接受另一种法定货币，即没有相应内在价值的货币。此外，在11世纪40年代初，由于边境货币短缺，政府曾铸造过当十钱来充当军费开支。
首先，某些州县在1103年被告知，他们的铸币厂要转而铸造当五钱，另一些州县则要铸造当十钱。每年的额度定为三十万贯铜钱和两百万贯铁钱（依旧远低于1085年的最高纪录六百万贯）。政府并没有试图打压私人铸造一钱币，因为其中没有什么利润。为了遏制私铸高面值的新钱，政府将造私钱者招募到新的铸币厂工作，同时对伪造私钱者处以重罚，此外还决定在一些地方铸造夹锡钱。过去使用的当两钱被收集起来，回炉后重新铸造为当十钱。每个新钱的重量是一钱的三倍。1104年正月，新铸造的钱币被分成以下几部分：在全部六十万贯中，一半交给户部，二十万贯交给内藏库，还有十万贯交到元丰库，即所谓的左仆射库。1105年，刻有徽宗御制书法的当十钱发行。每贯重十四斤十两，用铜九斤七两二钱，铅四斤十一两六钱，锡一斤九两二钱，还有一斤五两的废料。
南宋理宗朝的一年春天，台州城的市民一觉睡醒，忽然发现“绝无一文小钱，在市行用”。也就是说，台州城闹“钱荒”了，市面上几乎找不到一枚铜钱流通了。这是何故？原来，市面流通的钱都被日本商船收购走了。这些日本商船“先过温（州）、台（州）之境，摆泊海涯。富豪之民，公然与之交易。倭所酷好者铜钱而止，海上民户所贪嗜者，倭船多有珍奇，凡值一百贯文者，止可十贯文得之；凡值千贯文者，止可百贯文得之”。日本看中宋朝的铜钱，低价出售日货，大量回收铜钱，“以高大深广之船，一船可载数万贯文而去”，难怪台州一日之间发生“钱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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