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的话有拍马屁的成分，但是大多讲的又是实情。
宋朝重文轻武，史无前例。
这一切都和宋太祖赵匡胤有关。
宋太祖赵匡胤感悟自唐末以来的战乱原因是武人专权军阀混战，所以认定只有偃武修文才是平靖之道是千秋万世之道。
赵匡胤自身本是后周禁军统帅，靠部下将领的拥护，发动陈桥驿兵变，夺得后周政权，建立宋。
因其以武力夺位，再加上五代时期，武将夺权的情况特别多，故特别害怕部下掌握兵权的将领效法，于是杯酒释兵权，解除了开国大将的军权。
他一开始就不信任武将，重文轻武，压制武将，防止武将篡位。这样虽然确保了王权的稳固，但也带来了军队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局面，对抗击辽、金等北方强敌产生了不良后果。
乾德三年（965年），赵匡胤一声高喊，“宰相须用读书人。”由此掀起一场读书运动，宋朝读书蔚然成风，就连大字不识一个的禁军大将党进也开始掉起了书袋。
宋朝文人地位开始节节攀登，武将不得不开始尊重读书人，宋朝第一开国名将曹彬每次遇到文人士大夫“必引车避之”。
开宝五年（972年），赵匡胤在赵普的推荐下任命文武双全、箭术高超的辛仲甫为益州兵马都监。可辛仲甫竟然拒绝上任，他认为自己学的是先王之道，是个文官，不该去当武将。
最后还是赵匡胤好说歹说，才说服他上任，任期一结束，辛仲甫马上就转为了文官，担任三司户部判官。
实际上，宋朝在赵匡胤时期就开始崇文抑武了，只不过当时宋朝还没有统一中原，武将还能发挥的空间。
等到宋太宗在巨大的争议中继位后，宋太宗马上“方欲兴文教，抑武事”，尤其是两次北伐辽国失败后，宋朝开始了彻底的崇文抑武政策。
宋太宗崇文抑武之严重，就连当时一些文官都看不过去。
端拱二年（989年），着名文官大臣王禹偁就劝宋太宗“减儒冠之赐，以均战士之功恩”，他甚至希望宋太宗“抑儒臣而激武臣”。可惜都被宋太宗给拒绝了，崇文抑武已经成为宋朝国策。
等到宋真宗继位后，宋朝统治者更是将崇文抑武政策奉为圭臬。
重文轻武的风气到宋仁宗时期又达到了一个高峰，翰林学士承旨李维本来可以担任枢密副使，但他因为出使辽国时写诗自称小臣，因此被人抨击，无缘宰执。
心灰意冷的李维主动请求转为武官，担任相州观察使，此事一出，宋朝言官们将他骂了个狗血淋头，说他不知羞耻。
文官主动想做武官会被骂，那朝廷让文官转为武官呢？
庆历元年（1041年），宋朝在好水川大败，宋朝为了激励士气，突然下令将范仲淹、韩琦、庞籍、王沿四路主帅暂时由文官转为武官，担任观察使。
范仲淹马上反对道：“观察使班待制下，臣守边数年，羌人颇亲爱臣，呼臣为龙图老子，今退而与王兴为伍，第恐为贼所轻”。
范仲淹一反对，庞籍、王沿也断然拒绝，坚辞不受；只有韩琦底气不足，为了将功赎罪，“忍辱负重”的答应了。
范仲淹可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唯独不能接受成为一个武官。文官不愿担任武臣，出身将门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庆历三年（1043年）湖南瑶族造反，宋朝命岳州知州杨畋去平叛，杨畋用了两年时间平叛成功，他唯一的愿望就是不要当武将了。杨畋是杨业弟弟杨重勋的曾孙，根正苗红的杨家将。
他父亲一直想把他培养成武将，可他却以出身将门为耻，最终他考上了进士，成为了文官一员。
文官不愿做武臣也就算了，宋朝有的是武将，可宋朝文臣对武将的排斥、蔑视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宋朝人认为军功再大也不如中状元来得风光，直言不讳的道：“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哥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
宋朝文官对武将的蔑视随处可见。寇准曾和曹利用一同担任枢密使，寇准经常指着曹利用的鼻子骂道：“君武夫耳，岂解此国家大事？”
宋朝名将狄青担任枢密副使后，宰相庞籍就轻蔑地称他为“赤枢”，非但大臣轻蔑狄青，就连微末小官也看不起狄青。
狄青第一次去枢密院上班。因为晚到了些，迎接他的官员竟然当面不耐烦地骂道：“迎一赤老，累日不来！”
狄青可是这官员的顶头上司，这官员竟然连基本的官场礼仪都不顾了。
张俊此刻虽然官拜少傅，但是他骨子里也不是很自信，面对司马珍，他唯有讨好。而司马珍，确实也曾是各个武官巴结的对象，因为他掌管着前线的粮草军饷。
虽然司马珍已经不在位，但是谁都知道，司马珍依然是赵构的心腹，不然为何今日这个盛会，为何没有官位的司马珍会出席呢？而且是带着赵构的意思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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