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赵苞，还真不让我省心。”张启阳苦笑着说道：“先是和万迎风闹了生份，不久之前又和刘春生绊杠，官司都打到我这里来了。”
连万老将军那么好的性格，都无法与赵苞合作，遇到刘春生这种以毅勇军嫡系自居的将领，肯定更加的难以进行“愉快”的合作。
双方的思想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做事的手法也各有不同，弄出摩擦与不和完全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单纯从军事角度考虑，赵苞的所有做法都无可厚非，但他太不会做人，做事不留余地，很难与别人进行亲密无间的合作。
刘春生也是毅勇军中的老将了，原本就受不了赵苞的做法和独断专行的做事风格，本着以大局为重的原则处处忍让，但是赵苞却变本加厉，终于弄出了一场“将相失和”的闹剧：他竟然直接甩下刘春生，独自率领一千多人长途奔袭近四百里，奇袭大食国的东部重镇“撒马尔罕”城，并且取得了胜利，一举攻占了这座拥有近十万人口的城市。
这是对大食国开战以来首次占领的大型城市，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影响，彻底打开了大食国东部的通道，绝对是一场战略级别的军事胜利，其意义无论怎么形容都不算过分。
但是他的这种做法却是极端错误的，甚至连西征总指挥洪长安都认为赵苞的做法“欠妥”：不顾总体战略布局，竟然率部独走，这样的先例一开，大家都自行其是的话，还谈何总体战略？
万一他的长途奔袭计划失败，刘春生部将会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光是抗命这一条，就足以让赵苞人头落地，跟着他一起独走的那些军校生也全都得吃瓜落。
对于这种行为，自然会有军法来办他，但问题的难点就在于：赵苞打胜了，而且是一场以寡击众的大胜。
这是一场战略格局性质上的胜利，其影响无论怎么形容都不算过分。
胜利的将军不犯错，因为胜利本身就是最好的说明。
是不是应该严惩赵苞，若是真的用军法严惩，会不会打击士气？
若是不严惩的话，又会不会主张这种行为的继续出现？
虽然洪长安的态度比较倾向于赵苞，仅仅只是使用了“欠妥”这个非常温和的评价，但对错分明，到底应该怎么做他就有点吃不准了。
反而是刘春生对于赵苞的行为深恶痛绝，他坚持认为赵苞所取得的胜利是建立在把自己置身于极度危险的境地之中取得的，这样的风气绝对不可助长，一定要严惩之，唯有如此才能取得杀一儆百的效果。
军法就是军法，万万不可违背。
赵苞肯定知道自己的形势非常不好，军法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悬在他的头顶，同时他也知道这事一定会反应给最高统帅张启阳，但他却没有任何自我辩解，甚至连一句任何与“我为什么要违背军法”的解释都没有，只是请张启阳详细查阅洪长安发给他的“作战报告书”。
单纯从洪长安的“作战报告书”来看，赵苞确实违反了军法，属于“擅自出击”，直接拉出去砍头绝对合情合理。
但是，从“作战计划书”的细节当中就可以看出，赵苞的做法完全符合军事要求，他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胆量，率领少量人马主动出击，用一记杀气腾腾的重拳狠狠的击中了大食人的眼眶子，直接就把对手打蒙了，为整个西征大军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赵苞此人，能够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主动出击，并且敢于承担责任，确实有一代名将的风范，只是太不会做人了。”
虽然金丝雀并不是很明白“作战计划书”上的那些细节，却可以一针见血的指出问题的本质：“或许他不是一个好的指挥官，但却是一个纯粹的军人，知道战斗机会的宝贵胜过行政命令，至于如何定夺也就只能由老爷做主了。”
这种事情，确实只能由张启阳亲自做出决断，其他任何人的命令都难以服众。
但张启阳却表现的异常谨慎，甚至不敢轻易做出任何决定。
事情是明摆着的，“违抗军令”“擅自出击”这种事情，绝不可能是赵苞一个人的主意，而是典型的集体意识的体现。
赵苞手下那一千多学生兵不可能不知道这么做的的性质和严重后果，而赵苞仅仅只是战争的执行者而不是决策者，如果他手下的基层军官们反对的话，他根本就没有独走的机会，也不可能“擅自出击”。
也就是说，赵苞的行为得到了他手下所有人的支持。
和老旧的毅勇军体系不一样，学生兵当中不存在“营头”的说法，那些学生兵属于新华军校，而不是属于赵苞，不是他的私兵，若是他的命令存在明显错误，根本就执行不下去。
但是那一千多学生们还是选择了遵从赵苞的意见，冒着违抗命令的巨大风险主动出击，这就意味着已经取得了那一千多人极大支持。
这场军事行动看起来充满了巨大的风险，甚至很有可能会把刘春生那三个营两千多人全都彻底葬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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