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枫华所见过的阵前厮杀汉，大多粗鄙无文，要么就是骄傲不逊的赳赳武夫，要么就是俯首帖耳的鹰犬之辈，所追求的不过是功名利禄而已，但是眼前的这个年轻人，显然不是那个样子。
他的言行得体举止从容，举手投足之间隐隐透着几分儒雅的气息，虽然不怎么客气却说的有理有据，一副彬彬有礼的士大夫仪态，这让蔡枫华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生，若老夫所料不错，你应该是良家子弟吧？”
在这个时代，能有这样素养的人，必然会有一个好出身，就算不是出自书香门第，至少也得是耕读传家的清白门户。
气质和素养，是一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东西，根本就做不得伪。
“祖上世代耕种，在崇祯七年的时候，家父加入闯军，崇祯十一年被俘又成了官军，到了崇祯十四年之时，再次成为闯军。崇祯十七年低，从毅勇军，崇祯十九年，战殁于宁城，复隆二年初，我才入了新华军校。”
众所周知，崇祯皇帝在位十七年。
所谓的崇祯十九年，其实就是在说弘光朝，因为毅勇军不承认弘光君臣是大明天子，只承认他们是“监国”，所以坚决不使用弘光的年号，而是继续沿用崇祯纪年。
在这一点上，毅勇军的态度和蔡枫华是完全一致的，毕竟那个时侯的蔡枫华和张启阳都是奉太子为大明正朔的嘛。
但是，这个年轻的教书先生的出身，绝对谈不上是“良家子弟”，因为他的父辈是闯贼出身。
其实，在当时那个大形势之下，这样的出身具有很强烈的普遍意义：很多人都是因为实在活不下去才加入了闯军走上了造反的道路，随着闯军的起伏，不断的在官军和贼军之间转换身份。
今年是造反的贼军，明年就有可能是大明王师了，说不准哪一天就又摇身一变恢复了造反军的身份。
站在蔡枫华的立场，当然可以说他们反复无常，也可以说他们毫无忠义可言，但种种的这些个评价根本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在当时那个纷乱的时局之下，很多人都是为了挣一条活路而已。
蔡枫华甚至不能因此就是说这个年轻的独臂教书先生的出身不好：因为他的父亲为了保卫新生的复隆王朝，最终战死于南京城下，而蔡枫华本人恰恰就是复隆王朝的一员，而且是很总要的一员。
更何况，这个年轻的教书先生是在北伐的过程中丢了一条臂膀，父子两代人为大明而战，就算谈不上是什么英雄，这忠义二字也算是实至名归了吧？
这样的出身，到底是良家还是匪类，真的已经说不清楚了。
虽然蔡枫华和张启阳的政治立场是相反的，但要他昧着良心说瞎话，终究做不出来。
一个不知道是贼还兵的家庭，为了大明朝牺牲了两代人，就算不能享受英雄的待遇，总也不好再说他们是“贼”了吧？
就在这个时候，那些个刚刚从课堂里出来的孩子们欢天喜地的捧着饭碗，蹲在北墙根儿里吃了个不亦可乎。
那个年轻的独臂教书先生走过去，在笸箩里用筷子插起两个杂和面的窝窝头，又舀了一大碟子咸菜，就着学生们送过来的一碗稀粥，一边吃一边对蔡枫华说道：“蔡老先生是学堂的近邻，按说我就应该留饭才对，奈何学堂的规矩不允许，这里的饭食自能供给义学堂之内的人食用，不敢坏了规矩，就不留蔡老先生用饭了。”
义学堂的学生，每年可以领到两套衣裳，每天还有一顿免费的饭食，但却不能让外人来吃，这是规矩。
当然，蔡枫华也看不上这样的粗茶淡饭，他甚至很清楚的领会到了逐客令意思。
人家都要吃饭了，你还留在这里有什么意思呢？
作为一个传统的老儒生，蔡枫华当然知道自己应该告辞而去了，但他却不想走，反而顺势坐到了那个教书先生的对面儿：“老夫有个不情之请。”
“蔡老先生请讲。”
“传道授业师者本分，更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老夫想要旁听学堂课程，不知可否。”
教授学童读书认字，看起来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其实不然，这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情，所以想我听听你到底给这些孩子们传授了些什么。
传道受业这种事儿，最讲究的就是一个师徒传承，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就是说的这个道理。
所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旁听别人授课是个非常无礼的要求，这表示蔡枫华对这个老师的担忧和不放心的态度。
想不到的是，这个独臂的教书先生却毫不在意：“蔡老先生想要旁听我授课？有何不可？欢迎之至，只是希望蔡老先生能够遵守课堂纪律。”
要是说起行军打仗，蔡枫华知道自己比不过这个年轻人，但要是说起教书育人别说他了，就算是张启阳都比不过他蔡枫华。
虽说蔡枫华是前任的内阁首辅大臣，但他的根本则是太子师和帝师，作为复隆皇帝太子时代的“侍讲学士”，那就相当于是兴宗成皇帝的“班主任”了，而张启阳那个“侍讲教授”的身份才不过是相当于“副科老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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