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岁年关近。
刚刚登基不久的新皇推动了两场大刀阔斧的制度改革，最显着的举措主要有两个方面：精兵简政和减租令。
弥兵弥饷是大明朝的老毛病了，庞大而又臃肿的官僚机构，天文数字的军队，野战军和治安军相互重叠，给国家造成了沉重的负担，真正到了战场上却没有多少战斗力，进行改革势在必行。
再就是减租令了。
沉重的地租逼的农民卖儿卖女甚至揭竿而起，直接造成了一个又一个李自成的崛起。
下层实在活不下去，国家的税收却始终守不上来，血的教训就在眼前，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阻力都会强力推行下去：由官府以法令的形式规定佃租上限，给失地农民以喘息修养的机会，这就是减租令的主要内容。
减租令和裁员令触动了官僚士绅阶层的利益，开始的时候阻力重重。
万般无奈的情况之下，皇帝只能祭起杀手锏：用大棒恐吓。
所谓的大棒，其实就是北边的政策：你们要是不接受减租令的话，那我就只能推行均田令了。
减租令仅仅只是减少了一部分利益而已，而均田令则是断了命根子，何去何从这还用吗？
虽然官僚士绅阶层老大不情愿的接受了这两种新的制度，却得到了底层的极大拥护。
不过呢最下层的老百姓却不是说新皇的恩德，而是始终念叨着先皇帝复隆的好处。
这两项改革局促，其实早就复隆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所动作了，只能算作是前朝的余荫，并不能把所有的功劳都算在新皇帝的头上。
真正可以计在新皇头上的功劳就应该算是义学制度了。
兴办义学，让无力读书的孩子们可以走进课堂，无论放在哪朝哪代都是典型的善政，复隆朝的时候就曾经提起过，但却始终停留在“纸面上”，并没有真正的推行下去，最根本的原因只有两个字：好处。
兴办义学是要花钱的，而且要花很多钱，短期之内却看不到好处，自然也就是“雷声大雨点小”的局面了，始终没有真正落实过。
新皇登基之后，马上就拿出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朝廷调拨五十万钱，各地宗室捐献五十万钱，皇帝本人再从内帑中拿出二十万，总共一百二十万钱，作为启动资金，在南方各地兴建义学堂。
随后，张启阳慷慨砸出了整整一百万钱，以“助捐”的名义进行捐助。
一直以来，张启阳都在想方设法的搜刮朝廷的财政，素来就只管朝廷要钱，这次却一反常态的吐血反哺，下大本钱襄助朝廷办义学，足见支持力度。
连“一毛不拔”的张大帅都捐了这么许多钱财出来，其他的地方上也只能有样学样，多多少少的捐一些钱做善事。
虽然解决了资金问题，但最终促成义学“落地生根”的还是朝廷，还是皇帝，而不是张启阳或者别的什么人。
因为新皇帝出台了一项新的政策：学举法。
从隋唐时代开始，科举是朝廷选才的主要手段，十年寒窗苦读一朝金榜题名曾是无数读书人的最高梦想，同时也是下层读书人最主要的上升渠道。
科举制度，对于整个中国历史的影响无论怎么强调都不算你过分，而真正通过科考上来的官员则大多被视为“清贵”之流，方方面面都已形成牢不可破的定式，但新皇帝刚刚登基不久，就在这个牢固千年的制度之上撕开了一个口子，确立了“学举法”的诞生。
所谓的“学举法”，其实就是对于义学的一种促进手法，开始的时候谁也没有意识到这项法令的重要性，但却是事实上对科举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巨大冲击：凡取得生员资格者，即可进入义学任教职。
从这一刻开始，就算是取得了乡试资格，但却无需真的去考试，更不必答卷做题，而是以教学成绩为依据，每四年为一期，合格即可视为自动中举。
中举之后，依旧可以遵循以上条例继续上升，以此类推。
所谓的科举，又称“跳龙门”，虽然可以飞黄腾达，但难度却是极高，真正可以中举人的少之又少，至于说中进士，考状元，那真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事情。
可以考中的终究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读书人注定一辈子默默无闻老死荒野，但这个“学举法”却做出了极大的改变：不需要多么天资聪慧的天才，也不需要作出什么花团锦簇的文章，更没有必要背井离乡的去考试，也不必再去会同学、拜座师，只要老老实实的在地方上教授孩子们读书认字，就可以得到同样的功名。
“六十岁的老童生”是很多读书人的真实写照，很多人靠了一辈子，最终到了白发苍苍的时候还仅仅只是一个“童生”，小吴庄的吴大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这一批人的数量极大，但却作不住名动天下的文章，甚至没有资格到京城来考试一次，勉勉强强算是“半个”读书人而已，说好听一点叫做“夫子”，说的难听一点就是“穷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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