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每次来望湖厅看到娉婷婀娜的小青，还是很难与那个和我骑行七十公里的运动女孩联系起来，仿佛那天的骑行就像是我以前许多个毫无价值和意义的空想一样——只是一个白日梦。
这种交错的感受对我产生了若即若离的梦幻感。加上挥之不去弗洛姆的理论，开始想入非非：我觉得她人不错，志趣相投，假以时日，我或许能打破这个梦——让她成为我的女朋友，从她较难掩饰的眼神里我看到了一些东西。
然而，谁都猜不透生活的谜底。正当我锁定目标跃跃欲试之时，过完元旦不久她就从湖畔辞职了。
那天阳光不错。我插完花，又和她到窗外平台上晒太阳，欣赏那永远看不厌的西湖胜景。这个时候我们通常会聊些关于旅行和流行歌曲的话题，但那天她一直没吭声。半晌，她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
“我要走了。”
“嗯？……去哪里？”
“……我意思是，我要辞职了。”
“合同到了？”
“没……但我不想做了。”
“为什么？”
“不为什么，就不想呆在这里了。”她眼神如冬日早晨迷雾般凄迷，望着楼下的湖光山色，能让人感到内心的冰冷。
我刚想再问些什么，餐厅里小青的同事已在喊她——午餐时间快到了。
“你……我，我先过去了。”她欲说还休，给了我一个留连不舍的眼神，转身急匆匆向餐厅走去。
一切来得过于突然，我没意识到这竟是我与小青见的最后一面。
半月后我收到一张来自厦门的明信片。小青说她刚把厦门玩了个遍，暂时在那里的酒店里上班，还留了电话；她说她是候鸟的性格，不会在一个地方呆很久；她怀念和我一起的日子，对于这次突然辞职和失约的绍兴之行，她向我道歉。说如果有缘，希望以后能补上。最后邀请我有空去厦门时找她玩。
看来我还是把她看简单了。就这样，小青成了我的未解之谜。
我觉得小青邀请我去厦门玩是个礼节性的说辞，骑行绍兴的计划也因无人响应而一直搁浅。
我消沉了一段时间，整天无精打采。这种浑浑噩噩的日子直到我遇到了我的西方音乐启蒙人——光，才让我重回对生活的积极状态。
我清楚记得第一次见到光是在湖畔宾馆四楼的电梯厅，他正巡房出来路过景观窗户，窗外夕阳西下，阳光令人炫目。亦如他的名字。
光比我大一岁，瘦高个，皮肤白净，戴一副金丝眼镜，文质彬彬。说话声是醇厚的男中音，不紧不慢，温文尔雅。工作性质原因，我行动比较自由，常去他那儿串门，音乐是我们共同的话语。
幼时父母工作忙，上幼儿园年龄尚早，曾在寄养家庭呆过一段时间。那户人家有一台收音机，故我对于音乐的启蒙较早，四、五岁就常在父母单位的同事面前表演样板戏，毫不怯场；学生时代又遇到来自音乐世家的同学榕生，让我领略到音乐的无穷魅力。那时以听港台流行乐为主，麦当娜、杰克逊等国际巨星的名字也有耳闻，但能听到的机会十分有限，对于浩瀚的西方流行音乐还是完全陌生。
光十分低调。之前我一直不知道，我面对的是彼时杭州城里少有的几位西方音乐“学者级”人物之一。我有次在他面前炫耀学生时期听过的英国威猛乐队（Wham!）的《Careless Whisper》（无心快语），以证明我听英文歌并不晚。
光笑着说：“你知道美国的威猛乐队吗？虽然他们成立比较早，不过最后还是英国的威猛乐队红了。”
我吃惊不小，光继续说道：“威猛乐队是第一支访问中国大陆的西方流行乐团。四年前（1985年），威猛乐队最红火的时候他们就来过BJ工体了，在一个人们甚至不知何为摇滚乐的国度里，上演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摇滚演唱会，盛况空前。国人第一次真正面对面地感受到摇滚乐的强大魅力，体验了世界第一流摇滚乐队的风采。”
我彻底傻眼了，发现光就像快磁铁吸引着我。
光还向我介绍了海外流行乐进入国内的基本流程。
音像制品为国家统一管理，引进什么歌星、唱片须相关管理机构许可才能进来。这个机构就是“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经过其各种复杂程序运作，海外唱片磁带才能到达它的终端：各大城市的中图门市部和外文书店。
杭州的外文书店坐落于西湖之畔的六公园，是城内“文青”、“潮人”的汇聚之地，既有像我这种无名之辈，也有后来改变了世界的人——Jack Ma（马云）。当然他那时也默默无闻，在杭电（杭州电子工业学院）当英语老师。逛外文书店成为其时年轻人的一种时尚，我的进口版麦当娜《Like A Virgin》就是在这儿花了十六元“巨款”买的，被同学大头称为“疯子”。
湖畔宾馆离外文书店仅一街之隔，我三天两头要溜过去看看有没有新到的磁带唱片。其实主要看磁带，录音机比较普及。在刚解决了温饱的年代唱机还是奢侈品，因为需要功放、音箱与之匹配……且黑胶唱片价格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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