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如当初杨邠下狱那般突然，此案的结束，也同样意外，让一直默默关注此事的大汉朝臣们措手不及。如此巨案，戛然而止，从始至终，针对于杨邠案，都没有拿到台面上来说，在天子的授意下，低调调查，突然处理，事情结果之后，方才发出了一份简单而平淡的通报......
这样的过程与结果，让大汉的朝臣们突然有些不适应，汉宫之中那个年轻的天子，权势似乎有些重了，不知觉间，君权已然开始盖过臣权了。
这样的形势下，本该有大臣牵头，表示对天子不合规矩的做法表示抗议。以往，冲在前头的，正是杨邠。
然而作为此次政治事件的主角，被拿下后，遍观朝中文武，有此能力，有此影响的，竟然点不出一个人了。
郭威倒是有这个威望，不过这个武臣，已逐渐进化成为一个政治动物，老谋深算，看得清形势，并不会就此事，去缨天子的锋芒。王章因杨邠的下场，意志有些消沉。苏禹珪，仍挂着宰相的职位，但已逐渐淡出权力中心。至于冯道、赵莹等辈，没这个影响。
而范质等政治新贵，且不说他们受刘承佑亲自提拔，根基尚浅，还没有那个资格向君权发起“挑战”。
蓦然之间，大汉王朝的权力，开始向君主集权迈进了一大步，就因为拿下了一个老臣。可以想见的是，在接下来不短的一段时间内，朝廷中枢，不会出现皇帝的“反对者”，至少不会像杨邠那般流于表面。
而杨邠的倒台，也注定不可能波澜不兴地度过，一场政治洗牌不可避免，而杨邠去朝之后留下的权力空白，势必引起政治格局的大变动。
杨邠事件，并未以杨邠的入罪而告终，针对于“杨邠集团”的政治清洗，在刘承佑授意之下，紧接着从容展开。这是一个外强中干的政治集团，诸司六部的党羽仅仅依附于杨邠，大树一倒，藤蔓、枝叶，在面对天子的重拳出击之时，毫无反抗能力，只能任由御史台及武德司炮制。
上元节后的第一次大朝，朝臣是万众期待，刘承佑知道他们在期待什么，但是并没有满足他们。没有就杨邠案做个正面的回应，更重要的，对于群臣们更关心的政事堂调整，也没有做明确指示。总之，突出一个圣心难测。
乾佑二年的多灾多难已然过去，对乾佑三年的展望也在上元夜宴的时候发表了。故在大朝上，刘承佑是实实在在地议政，迅速进入“工作状态”。
议题只有一个核心，钱。大汉的财政，经过两年的拮据，到如今，勉强算是缓了一口气。然而国家穷困的本质并没有得到改善，自上而下，都过着苦巴巴的日子。
这样的情况，根本无法供刘承佑实现他的宏图大略，是故，必须得改变。自继位起，耗费两载时间，用以稳固皇权，梳理军政之后，刘承佑终于能腾出手来，专心致力于发展国力，强国强军。
关于财政，无非开源节流。在节流方面，刘承佑以身作则，提倡全国性的节俭，汉宫缩衣节食持续两载，一切宫苑建造修缮，尽数停罢。朝廷之中，亦少无用靡费。
甚至于，刘承佑对朝臣的俸禄、绢粮有所削减，只是后来引起的怨念过大，且大部分中下层汉臣的日子，也确实艰苦，刘承佑方浅尝辄止，没有继续对他的臣子们下手。
故大朝议政，讨论重点，只在如何开源。而以如今大汉朝臣目光局限所在，大多数人，无非在税赋之上动心思。对于这些人的意见，刘承佑基本无视。
在耶律德光灭晋的中浩劫之中，中原元气大伤，汉兴之后，又几度战乱，远远未到恢复的程度。虽然在朝廷秉施养民生息的政策下，大汉的子民过上了勉强安稳的日子。但对于大部分人，尤其是基层的农民来说，生计依旧贫苦。
汉廷的税收，本就沉重，刘承佑继位之初取消了不少苛捐杂税，但对于王章牵头制定的一系列吸民血汗的政策，可一直没有改弦更张的意思。
负担已然够重，若是再行加税增赋之政，刘承佑可以想见，必起民乱。而若加上各地素质堪忧的官员将吏，他们这些执行者，能导致什么样的恶果，刘承佑也不敢保证。
故，纵使财政再艰难，朝廷也不当继续压榨农民。甚至于，刘承佑想到的，是适当地削减农民的负担，而这只会加剧朝廷的财政压力。
集思广益，总有所得。度支判官薛居正等人，倒是提出了一些让刘承佑满意的办法。核心只有一条，继续在朝廷已有的税入之上，挖掘潜力。
比如官营的盐铁，酒曲，这两项本是朝廷财政收入的大项，他们建议，重立条制，深入规范，同时严厉打击非法。
在盐铁、酒曲的基础上，继续扩大官营范围，将茶、糖等项，尽数纳入朝廷“统筹”管理经营。垄断的，总是赚钱的。刘承佑心中仅有的迟疑，只是朝廷有没有这个执行力......
有人提议，继续币制的改革，新旧钱的淘换，中间可操作的空间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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