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运道也是一个十分特殊且关键的因素。观政期时，恰逢范仲淹回朝掌权，提倡唯才是举、加强考核授官，幸运地成为了那一批被大力提拔“范党才俊”。
而比起其他人，王安石则更进一步地，被调到政事堂，在范仲淹身边任职，得幸就近观摩范仲淹的理政治事，以卑末之身，出入于帝国权力核心，站在一个常人难及的高度，观察、认识、思考着大汉帝国方方面面的事务。
那段时间，不算长，前后也就三年多的时间，但对王安石视野的开拓，政治经验的积累，以及对大汉帝国那套繁复的管理体系，及运转模式，都有了极深的了解与认知。
这种际遇，若非气运旺盛到了极点，是绝不可能出现的。而王安石的这种幸运，是有明显延续性的，在中枢“倒范运动”的前夜，被外放东南，担任江海关副使，成功避开一波大的攻击。
而那一场政治余波，也因为时任东南转运使包拯的出面，帮他扛过了，使王安石能够在江海关副使的位置上，切实地将他在中枢之时所见所学所思，进行实践验证。
范仲淹的门生故吏有许多，其中不乏出类拔萃者，很多人也长期在帝国政坛上活跃着，扮演着官僚阶级中坚力量的角色。
然而，若说对范仲淹为政之道继承最深的，还得是王安石，他毕竟属于“关门弟子”，还是手把手带着实践的那种。
而王安石最与众不同的是，他在继承、研究“范学”的同时，往往注入自己的思考与见解，在许多事物的看法与见解上，多有独到之处，尤其在帝国财政、经济与民生事务上，在为政之道，他更偏重于“术”。
在江海关副使的位置上，是王安石将他为政之术与实践相结合的一次重要尝试，不管从过程还是结果来看，对他政治生涯与仕途升迁，都有十分积极且重要的意义。
十年前，外放之前，范仲淹还曾顾虑，以王安石刚直乃至刚烈的性子，在饕餮与蠹虫扎堆的东南官场，难以长久，怕他刚极易折。
但是，王安石用事实证明，范仲淹的顾虑有些多余。或许在许多事务与现状上，王安石都看不顺眼，都亟欲改之的冲动，但他并不是毫不知进退。
他这样一个博学聪明，又久经历练、见识过众多政治阴谋、旋涡的官僚，怎么可能只会蛮干。他懂得屈伸，也懂得抓住主要矛盾，如何通过妥协、迂回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尤其在自己权力、地位还远远不足的时候。
江海关任上，王安石对海关制度，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改进与完善，比如引进民间已然相当成熟且盛行的复式记账法，提出“总账法”的概念，改进统计办法，对税收程序进行规范以覆盖税收环节减少税款流失，上表建议对商品海关关税进行重新拟定，引入更多精于算术统计的吏职人员进行管理......
总结地来说，王安石做的，是扩大蛋糕的一种行为，在现有制度模式的基础上，引进、总结、改良办法，释放这套体制本身具备的潜力与能力。
结果，大获成功，在进出口岸商船、贸易规模没有明显增长的情况下，江海关的岁入，却有了显着的提升（接近一成）。
就这一点，甭管让围绕着江海关产生的灰色利益链条有多愤恨，王安石至少让朝廷看到了他的能力与功绩，在江海关内部也建立了巨大的威望。
当然，作为一个副手，能够推进这么多关务改制，也因为当时的江海关总税务使张琦有关。张琦出身于帝国海军另一世家张氏（海陵侯张彦卿），他对王安石提出的改进，很是支持，任其施为。
而张琦的投资，显然是成功的，他得以藉此，成功上调进京，担任枢密副使。王安石则顺利扶正，正式接掌江海关，有了此前的基础，方才大刀阔斧，对江海关存在的一些乱象与弊病，进行整改。
与张琦的一番合作交往，使王安石与海军派系建立了一道微弱的联系，至少，王安石表现出的鼓励海贸、重视海军发展训练的理念，很受认可。
王安石掌权期间，走私、偷税、逃税、贪腐，等一系列涉及官商勾结、暗中食利的现象，得到了空前力度的扼制，也使“环江海关一线”，哀鸿遍野。
最终，在两年半之后，随着王安石被调走，那种“紧张压抑”的氛围，才有所缓解。当然，王安石离任的时候，比起他下东南时，江海关的岁入足足提高了三成。
凭借着这显着的功绩，王安石得到升迁，调得也不远，江南道首邑，江宁知府，开始他在政务、民生上的实践。但是，王安石善理（敛）财的名声，也传到了最高层。
在江宁府，王安石只干了三年，但对他综合能力的锻炼提升，是显着的。后以上海市政务紊乱、民怨四起，在时任都察使的包拯举荐下，王安石得以调任上海，管理这座将近百万人口的帝国第一港口城市。
而此时进行着的这场珠算大会，恰恰是王安石提出来的，由上海衙门牵头，总税务司协办。珠算，自从发明出来，就获得了迅猛发展，成为官方民间最重要的计算工具，开宝、雍熙年间，朝廷还专门进行了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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