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秉政时期，也是大汉帝国迎来的一个真正的“庶族时代”，从中枢层面，帝国“庶族”官僚第一次真正地盖过了贵族集团。
在范仲淹的吏政改革中，黜落了一批尸位素餐之人，其中固然不乏庶族权贵，但更多的还是靠门第恩荫而居高位要职者。
同时，也提拔了一大批人才，这就不可避免地提高庶族官僚的实力与影响，毕竟，经过上百年的发展与积累，思想理念、社会经济都发生了巨大变迁，庶族集团的人才储备与覆盖面都要远远超过那些功臣老贵。
当然，到了正统十一年，大汉帝国所谓的贵族与庶族之间，并非完全对立的两派，早在太宗时期，双方之间，就已经开始合流。
庶族之中，并不乏投身权贵，以谋晋身者，甚至有不少人得以跻身高位；而以家族世袭为传承的功臣勋贵，尤其是那些军功老贵，随着降等世袭的压力与日俱增，为保证家族的权力与影响力，也同样在招揽门人，支持培养庶族人才。
因此，在大汉帝国的上层统治阶级中，早就不单纯以门第、出身区分立场派别，各势力集团的划分实则很复杂。
宗室、外戚、门阀、学派、同年、改革派、保守派、皇党、相党、集权派、地方派，乃至单纯各衙司在漫长岁月中诞生的利益集团，都极大地丰富了帝国的政治派别。
相比之下，反倒是那些职权低下、目光浅狭的中下级官吏、士人，更加看重出身，计较门第，多少自命清高者，对那些“臭不可闻”的权贵、权势，暗地里羡慕极度，上赶着追逐。
而诸派系中的领袖人物，不论贵庶，实则都有一个共同身份——权贵，都属于同一阶级——统治阶级，他们之间的群体划分，只是基于不同政治立场与利益的内部矛盾分化。
在帝国上层阶级日益固化、保守、迟缓、堕变的同时，政治的稳定性，实则也是在不断提升的，就在于一个平衡牵制。
或许有人、有派系能够强势一时，大权在握，但绝对摆不平所有人与势力。这也是范仲淹秉政时期大汉帝国的政治生态，这也是他以一届“寒门”、南臣的身份，在明显缺乏皇权支持的情况下，却能跻身百官之首，位居尚书令，将最大的一部分相权揽在手中的真正原因。
这种政治生态的的形成，不只反映出新权贵的崛起，老勋贵的让权，对皇权而言，也未必就是一件坏事。毕竟，列祖列宗们，需要费尽心机、使尽手段才能维持的一种平衡，经过百年沧桑，已然真正在帝国上层建立了。
既是约定俗成，也习以为常，可谓深入人心。看看皇帝刘维箴都做了什么吧，仔细地列举，他似乎什么也没做，就连一直想修的道观，都被范仲淹阻止了。
但大汉帝国的状态，却是风吹雨打，而不动如山！这就是帝国耗费百年时光，方才形成的政治体制与生态，带来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稳定。
只不过，在上层建筑越发趋于保守顽固的时候，难免产生一些问题与弊病，如范仲淹者，想要改变，扭转那种有如逝者下流的自然趋势、客观规律，显然是很困难的。
从正统六年回京之初的万众期待，满堂欢呼，到十二年的“声名狼藉”，非议不断。这六年间，范仲淹的诸多改良措施、政策方针，在苦苦支撑，艰难维持建隆盛世余晖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筛选同道与同志。
经济上的整顿就不需多说了，清酒红人面，黄金动道心，动了人家的奶酪，人家自然视其为仇雠。但是，帝国的经济场，水深且混，可供浑水摸鱼，妥协、交易的空间也大。
关键在于政治上的措施，尤其是范仲淹的选材、用人思想，唯才是举固然是政治正确，放诸天下都颠扑不破的道理，但也不能罔顾现实的政治环境。
因此，当范仲淹开始对恩荫制度动心思，哪怕只是一种改良，再加上一些限制，依旧引得群起而攻，并且注定了其失败走人的结局，因为他触及的是朝廷老贵、新贵所有人的利益，远重于钱财的根本政治利益。
反噬在正统十二年，在河北之乱彻底平复之后才真正到来，都是发动者们深明大义，或者说抓的好时机了.....
当然，即便改变不了深层次的、根本上的问题，范仲淹还是实现了一些对既有制度的重大撬动。比如，正是在范仲淹时期，文臣掌军，第一次堂而皇之出现在帝国的军政坛上。
军功贵族们对兵部的垄断，已被打破几十年了，到了正统年间，在范仲淹的主导下，在一干庶族力量的支持下，趁着“石李之争”，将军功贵族对枢密院军政大权的垄断也给击破了。
“石”指的是石元孙，“李”指的是李光辅，这二人一个是石守信子孙，一个是李筠曾孙，都是帝国根红苗正的老牌勋贵之后。
在枢密使折惟昌病逝之后，为了争夺枢密使的位置，各引援手，斗得不可开交，引发了帝国军令系统内的一次大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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