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太后，终究没有做到天怒人怨的地步。平心而论，“移宫案”的发生，除了阻止慕容太后进一步折腾大汉中枢之外，对于偌大帝国而言，是没有更多好处的。
这件事，事实上削弱朝廷中央的绝对权威，彻底暴露了年轻天子对帝国把控的无能，这是具备重大政治风险的事情，给帝国的运转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那些级别不够、接触不到的阶层就不说了，但至少京畿权贵、地方高官，封疆大吏乃至那些封国王们，对此，不说洞若观火，但至少能有些看法的。
当然了，以帝国强盛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央权威，以及那套依旧稳定运转的国家体制，还不至于让这些人等对朝廷、对中央失去敬畏。
但是，对于“主弱臣强”，以及“辅臣当政”的局面，却是发自内心的不满。
他们未必对天子刘文澎有多忠诚信服，但事实就是，他们能接受一个少年天子指点江山，对他们发号施令，却很难容忍有人“代天”行权。
天子的权力，有法理的解释，道统的维护，那是世祖、太宗两代先帝赋予的，年轻也不是那干辅臣恃权傲上、代行国政的理由。而仅仅依靠一道“太宗遗诏”，一个“辅臣身份”，显然无法解释他们辅政以来的所有行为，可以攻讦的地方很多。
而这种不满，显然也不可能仅仅出于对皇帝的忠诚，对法统的维护，其中必然会夹杂着一些权力与利益之争。而一旦涉及到这些，那么矛盾、冲突、斗争都是无法规避的。
可想而知，在太后移宫之后，大汉帝国内部的争斗并没有停下，反而是此起彼伏，愈演愈烈。“还政天子”的呼声，也从年头喊到年尾，从春夏喊到秋冬。
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刘暧-张齐贤”为核心的辅臣集团，依旧牢牢地把持着大汉帝国这艘船平稳向前航行。
这段旅途，当然不可能风平浪静，甚至波澜起伏，挑战迭出。遇到问题，解决问题，问题解决不了，就解决制造问题的人。
当然，能够让他们如此把持朝政，也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则是皇帝刘文澎相对克制，慕容太后的事给了他相当大的压力与教训，即便心怀诸多不满，也只能暂时忍时待机。
同时，在群情相逼之下，“辅臣集团”还是还了一部分权柄与皇帝，政事堂处置的国事都要上呈皇帝批阅，一些事务甚至也能让皇帝决定。
只不过一些牵涉重大的问题，皇帝还是没有拍板权就是了。但有这么一层妥协在，就还能得一夕之安宁，刘暧等人，也终究不敢真正的、彻底地“挟天子以令诸侯”，那是要遭群起围攻的。
至于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则在于“辅臣集团”毕竟没有明目张胆地犯上作乱，欺君僭越，又有太宗遗照的背书。同时，他们掌握的实权，通过体制运转建立的威势，足够牢牢地压制住内外的异声，那些反对者，即便不乏影响重大者，但在形成合力以前，是很难动摇“刘张”辅政集团的。
同样的，这样一套“辅政模式”，也注定难以长久。首先还是辅臣集团内部的问题，辅臣之间，贵庶之间，以及刘暧与众臣之间，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矛盾，有些矛盾甚至是不可调合的。
其二则在于，反对者们之所以难以对刘暧等人造成真正的威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无法形成合力，而在大汉帝国内部，真正能够整合起众人，挑战乃至推翻辅臣当政格局的，有且只有一个人：天子刘文澎。
对于这一点，认知得不清楚的人，只能做一些无用的攻讦与呻吟，认知清楚的人，也有两种选择。少部分采取行动，上奏也好，密谏也罢，总之表忠心的同时，也希望能够让皇帝“觉醒”。
而大部分，却选择了保守地等待，这还是皇帝带来的影响，终究是当今天子，从继位开始，就没有一个让人信服的表现。
但就是这样的情势，带给刘暧等辅臣的压力仍是巨大的，他们并不能隔绝皇帝对外的交流通道，左一个皇城司，右一个武德司，即便有一些限制措施，但其深浅，外人谁也不清楚。
即便当今天子是个“暗弱”之主，真到关键时刻，二司仍旧只可能站在皇帝一边，毕竟是皇权的爪牙，从来都没有取错的外号。
辅臣当政，最大的法理来自太宗遗命，他们所拥有的权威，更多来自于帝国那套延续了六十年的国家管理体制。
然而，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这套由世祖皇帝注入灵魂的国家社会运转体制，即便经过太宗的改革完善，其本质依旧是围绕着皇权，以皇帝为中心展开的。
能够最大程度发挥这套体制威力的，只可能是皇帝。皇帝暗弱时，辅臣尚能攫取一部分权柄，而一旦皇权觉醒反弹，其发挥的第一道威力，劈向的也很可能正是这些“辅政柱国”。
当然了，天子刘文澎能否觉醒，能掌握几成本属于他的权力，能发挥出多少帝国体制的威力，又如何发挥，向何处发挥，这些仍是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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