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佛国记》记载，其所乘商船本欲自苏门答腊往广州，“常行时正可五十日便到广州”，即从深海直航广州。
隋朝常骏出使赤土，走的也是这一航线，从广州约五十余日达赤土国。但海上丝路还未有西北丝路“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的盛况。
唐后期和五代时期，海路贸易已经显示出赶超西北丝路的趋势。广州有“蛮胡贾人，舶交海中”，“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
黄巢（820—884）攻陷广州后大肆屠杀，“仅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总共有十二万人被他杀害了”。
田神功平刘展之乱，扬州城中“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这与西北丝路的繁荣景象并无二致。
与此同时，唐朝在西域、中亚的影响和控制力却迅速下降。天宝九载，高仙芝在怛罗斯大败于大食，“安史之乱”后唐朝军队基本从西域退回关内，西域和中亚地区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
长安由“开元之前，贡输不绝”变成了天宝之后“槁街之邸，来朝亦稀”。
吐蕃占领河西走廊后，人们更愿意选择畅通而便利的海路。唐代宗时（762—779）滞留于长安的境外使节达四千余人，唐政府计划“自海道各遣归国”。
往印度求法的僧侣也多选海路，《大唐求法高僧传》所载六十位西行求法僧人中有三十三位取道南海。
五代时期，西北丝路交通相对于海上丝路进一步衰退。西域地区与中原政权保持朝贡关系的只有回鹘和于阗，朝贡次数也比较有限。
据《五代会要》统计，回鹘朝贡中原政权共七次，于阗朝贡共五次。
而且后晋、后汉时“回鹘每至京师，禁民勿私相易，其所有宝货皆中卖入官，私下市易者罪之”，到后周太祖才“命除去旧法，每回鹘来者私下交易，官中更不禁诘”。
另一方面，南方吴越、闽、南汉等政权十分重视海外贸易。吴越的贸易规模仅从其进贡宋朝的香药珠宝数量即可见一斑。
干德元年（963）贡香药十五万斤，另有犀、牙、金银、真珠、瑇瑁器等。开宝九年（976）贡乳香七万斤，另有犀、牙、香药等。宋太宗朝多次贡万斤以上香药及其他珠宝。
闽政权也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南汉也重视贸易，宋朝灭南汉当年（971）就置市舶司，可见其海外贸易不仅规模可观，且已有制度化的管理。
宋代西北的贸易与五代相比有很大发展。西夏占领灵州（今宁夏吴忠市）以前，中原交通西域的主要道路灵州道是畅通的。
西夏占领灵州后，灵州道断绝。宋朝与西域通过青唐道交往，至北宋末始终畅通。甘州政权“每遣使入贡，即为德明所掠”，“宗哥诸族皆感朝恩，多遣人防援以进”。吐蕃主动维护此道。
拂菻国入宋，“东自西大食及于阗、回纥、青唐，乃抵中国”，于阗入宋也“道由黄头回纥、草头达靼、董毡等国”。青唐道的贸易规模不小。
熙宁五年（1072）王韶说，“蕃中物货四流而归于我者，岁不知几百千万”。“回纥、于阗、卢甘等国人尝赍蕃货，以中国交易为利，来称入贡”，“所赍物货上者有至十余万缗，下者亦不减五七万”，西夏也“频遣使者，商贩中国”。
但与海上贸易相比，宋代西北丝路贸易已居于绝对次要地位，对外贸易重心已由西北陆路完全转向了东南海路。
其显着标志有三：一是海上贸易规模超过了陆上贸易。宋代市舶收入首次具有了财政意义，是陆上贸易所未曾有的。
北宋前期，市舶收入在30—80万（缗或复合单位）；北宋后期至南宋初，每年平均收入约为110万单位，绍兴二十九年（1159）达到200万缗。《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所载绍兴三年（1133）、十一年（1141）进口品超过400种，也是陆上贸易未有之盛。
二是设立了管理海上贸易的专门机构（市舶司）和制度（市舶条法）。
北宋先后在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设立市舶司。南宋在广州、泉州和明州设置市舶司。市舶条法鼓励本国商人出海及外国商人来华贸易，制定了发放公凭、保任、发舶、抽解、博买等管理措施，实即确立了海上贸易领域国家与商人的共利分利机制。
这样的机制是汉唐至宋代西北丝路所没有的，持续推动了宋代海上贸易的繁荣。三是海路贸易商人规模全面超过了陆路贸易。
宋朝商人获许出海贸易，凭借商品优势和技术优势，成为海上贸易的主导力量。此一时期，阿拉伯商人也掀起了向东商业扩展的高潮，形成了陆上贸易不能比拟的贸易力量。
史籍所载北宋境外“朝贡诸蕃”共42国，其中海路入宋者有30国，约占73%。南宋时，北方和西北诸国都与宋朝终断了朝贡关系，保持朝贡关系全部是海上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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