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后来曾经参与了单位五十年院庆的筹备工作，还看到过有人提供的这棵树的照片，但是我高度怀疑是伪造的，因为没有人能够确定，那就是真的、最早的那棵树。
所以，在后来的院志中，就没有见到这张照片，而是另外一张稍微有点像的照片。我看到的那张照片中的那棵树，貌似一棵榆树，黑黢黢的树和半明半暗的黑白照片，在一块看不清是荒地还是有种植作物的土地上。
我老婆刚来的时候，单位刚刚进入初步发展的阶段，已经有好几个医学院分配来的医生，和几十个护校分来的护士了，还有一些早年间的护工，通过学习和参加卫生系统组织的考试，也取得了相应的护士职称，这些人算是最老资格的福利院员工。
我老婆他们是最有希望的一批新生力量了，而后来的发展，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那些老资格的职工们都相继退休以后，我老婆他们这些医生或者护士，后来几乎都走上了单位的中层领导岗位。
现在，他们都是医院最中坚的力量了。不过，再过几年他们几乎都退休了。
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我第一天上班时，院长就硬拉着我参加了一场奇特的工休演唱会，所有的演员都是职工和休养员（在我们这里，把所有精神病人通称为休养员）。上学的时候，我就是出了名的五音不全者，虽然我很喜欢听歌和音乐，但是我唱歌不是要钱，正如一个小品说的：“那是真的要命的！”
我头一次做异常奇特的演唱会的评委，看到的节目大都是红歌，有大合唱、歌伴舞、三句半和小品，福利院的职工和病人还是很有自娱自乐的资本的！
后来我才知道，这种形式是老院长魏玉成同志在国际精神病学术会议上专门介绍过的“工娱疗法”的娱疗法，有不少的国际专家很感兴趣，还来参观过。
但是，当时我看到的是，职工和病人们一样，都是非常笨拙的样子，也怪可笑的。
我本来就没有多少的艺术细胞，第一天上班就得到了院领导的如此重视，自然是很受宠若惊的，于是我很认真地给每一个节目举了牌子（每个评委桌子上有写着1到5数字的打分牌）。
后来，有同事给我说：那时候，我们觉得特奇怪，哪里来的毛头小伙子。
哈哈。
福利院地处西郊小拐弯村，只有儿童院的一辆仅容三十余人的班车，每天早晚接送上下班的三个院的职工。我坐过几次，里面总是挤得满满的，连转身都困难。冬天都是裹得厚厚的，能装下的人更少，夏天一股极其难闻的味道充斥着车厢。要是谁吃了有异味的食物，满车都能被充满。
反正我是一个人，所以我三年多的时间，大多都是在医院的宿舍里度过的。每天早晨10点钟上班，下午五点半就下班了，一个人的日子也很快活。
认识我未来的媳妇是偶然，也是必然。说偶然呢，是因为我是在第一次到财务室领工资的时候发现，这里竟然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当时就被她迷住了。然后，我全力搞好和财务室的两位姐姐的关系，把我的意图告诉了她们，在她们的牵线搭桥下，终于抱得美人归。
说必然呢，是因为福利院的职工就那么一点儿地方，很少出去，我又是才来的小伙子，是个单身狗。但是，精神病院的未婚男女都很少，好像总共也就五六个男的，七八个女的，其中还有三四个是少数民族。所以，该着我有福气，虽然我一点都不英俊，但是俗话说“好花无好枝”，我这块牛粪那就让这朵鲜花插上了。
结婚后，我深深感到，我老婆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护士，在每年的业务考核上，理论和操作的总成绩，她始终是名列在第一的。那时全院的几十个护士，无论老的和少的，没有一个人能超过她。这点让我极为的佩服和羡慕，我是很怕考试的人，如果有机会作弊能过关，那我一定是要作弊的。特别是需要死记硬背的东西，我好头痛。
在谈恋爱的那段时间里，我总是陪着她一起上小夜班和大夜班，她对病人的那份温柔的爱，让我自叹不如。她总是很认真的发药、核对，还要仔细地检查，病人们对她也都特别的好。
结婚后，我们有了孩子，我爱人那母性的温柔，愈加的表现出来。在家里，她竭尽所能的照顾我和孩子，操心着每一件大小事情。而在单位里，无论在哪个岗位上，她对接触到的每一个患者，都倾注着一片热烈的爱心。
她常说的一句话是：每一份爱都会有回报的。
同为精神病院的职工，我们经常在一起交流着休养员们那些或凄惨、或感人的故事，我最不能忘记的，还是那个灿烂的花帽，和花帽之中的故事。
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那个时候，我的媳妇还是一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小护士。她很年轻也很漂亮、爱说好动，病区的职工和休养员都非常的喜欢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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