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末年，八王之乱期间，各地内迁胡族接连趁机举兵，至前秦统一北方，近八十年间天下板荡，无论士庶都未闻太平久矣。
长期的乱世，百姓流离失所，北方胡人政权更迭频繁，就连垄断上层仕宦特权的高门望族，也不免卷入导致家族衰亡，当时流行的道家终末论就是以此为温床。
这些世家大族主导着对经传的解读、注释，因此形成了垄断，如弘农杨氏在华阴就有私学，王猛当初隐居，选在华阴并不是随意为之。这些高门士族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在当时可以说是社会精英，但这些人虽然学识高、眼界广，却也看不到天下太平的可能，因此不少所谓的名士都产生绝望、避世的心理，还有的则放荡形骸、及时行乐，也可以说是畏难。
苻坚借着修泾水渠，巧妙削夺了部分被豪望隐庇的人口，但也擢升了大批世家子，看起来好像是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实则不然。
当时不论在前秦，还是在东晋，如果不是为了维系家族权势，世家子都不大愿意出来做官，即便入仕也更倾向清贵闲职，方便纵情游乐，而外任地方、担任武职，都被视为浊流、卑官。
还有更夸张的，如王坦之，初入仕时，连尚书台的郎官都不愿做，直截了当的回绝说，尚书郎档次太低配不上他。又如谢安，受征召后，三番五次的推托，迫不得已赴召，也只干了一个多月就请辞，直到兄长谢万因过被免为庶人，已经四十岁的他才为了家族出来仕官。
前秦治下的世家，也好不了多少，自苻坚继位后，关中豪望经王猛多次打压，风气稍好一些，但好清谈的空泛风气仍旧存在，而前燕灭亡也没几年，关东世家尚未彻底融入，顶级门第出身者不愿入长安任官，次级士族出身者入朝后又难得显职。
通过开凿泾水渠，苻坚先是巧借豪望徒附削其爪牙，之后擢升多为郎官的关中世家子去外地任官，既让这些新生代的人才进一步历练成长，也避免受家族影响在长安的政争漩涡里沉沦，还能加强对新近兼并地区的控制，可以说是一举数得。
春末，泾水渠接近完工，前秦兼并凉、代的消息自去年末传出后，幽州辽东郡相邻的高句丽，朝鲜半岛东南部的新罗，邛、莋、夜郎等西南夷部派来入贡的使者这时才到达长安。
王猛病逝同年，百济近肖古王扶余句也过世，与前秦交好的高句丽小兽林王高丘夫随即以报父仇为名，趁机出兵攻打百济。
新继位的百济近仇首王扶余须，四年前为太子时，领兵在平壤杀死了高句丽故国原王高钊。
而且近肖古王在位时，百济就与东晋取得联系，称臣纳贡，获授镇东将军、领乐浪太守。此外，百济当时凭借对朝鲜半岛西侧的控制，还主导着渤海湾贸易，与日本也有贸易、往来，在朝鲜半岛南部，马韩残余部落被其吞并，伽倻是其臣属，新罗则是其盟友。
百济近肖古王死后，至前秦统一北方，高句丽与百济三年四战，局势反复如同拉锯，但都已是后继无力。
当时受天灾影响的不仅是前秦、东晋治下，海东三国的高句丽、百济、新罗也同样自然灾害频发，干旱、洪涝、饥疫、地震此起彼伏，民间已经到了易子相食的地步，各方都已经没有能力继续征伐，暂时进入了和平对峙，各自将目光转向内部，进行赈济、恢复，稳定统治。
百济因受东晋册封，明面上不方便派使者联络前秦，只好由盟友新罗出面转圜，与高句丽一同入贡长安，双方都想停战，但出于各自利益，没有台阶可下，都不能率先发起和谈，只好通过前秦的从中调停，作为停战和睦的名义。
邛、莋、夜郎等西南夷，也就是三国蜀汉南中地区，往来道路崎岖，难以通行，与前秦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遣使入贡更多还是以此为名组织贸易，同时结个善缘，互不为难罢了。
前秦与西南夷的朝贡贸易，除了施加影响外，也获得了大量犀皮、象皮。而早在灭前燕后不久，苻坚就下令在阿房山陆续栽植梧桐、竹子数十万株，泾水渠修建时，又任命熊邈为将作长史、领将作丞，制作了大量舟舰、攻守器械模型。
通过这些行为，苻坚心中的筹划，明眼人稍作留意就能判断出来。
春秋战国时，长江流域的楚国、吴国、越国，军队都大规模配备犀皮甲，南方作战水军必不可少，对水军来说，犀兕象皮所制的甲胄远比铁甲更合适。
汉代上林苑中就有许多梧桐种类，阿房山也有不少梧桐，苻坚下令扩大栽植，并非是无中生有，而梧桐籽实能够榨油，水战的火船、火箭，桐油都必不可少，此外也用于制作矟杆，前秦作为北方政权，精锐骑兵在中兵里的比重相当高，主要兵器就是马槊。
竹子生长速度快，成材速度在北方远超其他树木，而且始终保持挺直，无论作为建筑材料，还是制作箭杆，性价比都很高。汉武帝时治理黄河，东汉光武帝时讨伐叛军，都曾在淇园大规模伐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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