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稗史笺证》，由宋人确庵、耐庵编纂，对汴京沦陷、金兵北归记述非常详细，因内容非常耻辱，故正史多无法记载。该书包括：《开封府状》(宋人无名氏)、《青宫译语》(金人王成棣)、《呻吟语》(宋人无名氏)、《宋俘记》(金人无名氏)等七部分，由不同作者根据亲身见闻，逐日记录而成，各种资料相互验证，参考价值颇高，是探究宋徽宗被俘前后生子情况的第一手资料。
宋徽宗生孩子多，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好色。《宋史》评价他“轻佻”，算是留了面子。据《靖康稗史笺证·青宫译语》记载：宋徽宗“五、七日必御一处女，得御一次，即畀位号，续幸一次，进一阶。退位后，出宫女六千人”。能够一次裁减六千宫嫔，估计宋徽宗在位时后宫人数不下万人。身为皇帝、太上皇，宋徽宗不把心思和精力用在理政和御敌上，而是醉心于创作，纵情于床第，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北宋覆亡。
入金后，宋徽宗被封为“昏德公”，受尽侮辱，疲于辗转，最后在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境内)落脚。期间，虽然条件差了些，空间了些，但宋徽宗周围的女人却不少。据《靖康稗史笺证·开封府状》记载，宋徽宗被俘时，有封号的妃嫔和女官有一百四十三人，无名号的宫女多达五百零四人。这些妃嫔，分几个批次被押越了金国，除去中途死亡和被金人霸占的之外，仍有相当一部分留在了宋徽宗的身边。
《靖康稗史笺证·宋俘记》称，宋徽宗“入国后，又生六子八女”，“别有子女五人，具六年春生，非昏德胤”。也就是，宋徽宗被俘后，他的女人们共生了十九个孩子，其职六子八女”是宋徽宗的骨血，而“别有子女五人(大都被殇)”则是金饶种。《宋俘记》是金人所着，在涉及宋徽宗颜面方面，未免毫无顾忌，但这更提升了它的可信度。如此算来，宋徽宗被俘前后，生三十八子，四十二女，共计八十个孩子。
那么，这八十个孩子的命运如何呢?先皇子，北宋灭亡前，三十二个皇子中有七人夭逝，剩下的二十三个皇子(不含南宋的第一位皇帝宋高宗赵构)，连同后来出生的赵极、赵柱、赵檀等六个皇子，与宋徽宗、宋钦宗一起做了亡国奴；至于四十二位公主，除“恭福帝姬生才周，金人不知，故不斜(《宋史·公主传》)得以幸免外，其余的要么夭折，要么死于颠沛，要么成为金饶战利品，供人奴役或淫乐，最后均不知所终。破巢之下，焉有完卵?（这句话出自《世新语·言语》：“孔融被（曹操）收，中外惶怖。时融儿大者九岁，者八岁，二儿故琢钉戏，了无遽容。融谓使者日：‘冀罪止于身，二儿可得全不?’儿徐进曰：‘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寻亦收至。”）
孔融就时候学的让梨文的那位，是建安七子之一，另外六位是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们与“三曹”（即曹操、曹丕、曹植）一起，构成建安作家的主力军。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贡献。“七子”的创作各有个性，各有独特的风貌。孔融长于奏议散文，作品体气高妙。王粲诗、赋、散文号称“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强。刘桢擅长诗歌，所作气势高峻，格调苍凉。陈琳、阮瑀，以章表书记闻名当时，在诗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其风格的差异在于陈琳比较刚劲有力，阮瑀比较自然畅达。徐干诗、赋皆能，文笔细腻、体气舒缓。应玚亦能诗、赋，其作品和谐而多文采。“七子”的创作风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也就是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这种时代风格的具体内容及其形成原因，便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的：“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完全可以影响了后来的文人。
不过，话回来，宋徽宗父子、赵氏宗室以及那数千名被俘官员所掌握的高度文明，最终却为野蛮的女真族打上了永久的汉文化烙印。据《皇朝通志·满洲八旗姓》载，女真后裔中的“伊尔根觉罗”姓，其汉姓即为“赵”。《黑龙江志稿·氏族》也称：“觉罗者，传为宋徽、钦之后。”也就是，后来，满清的某些望族，不排除是北宋皇室后裔的可能。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生育能力最强、生孩子最多的宋徽宗，所没有想到的。
话绕远了，继续回到道教这个话题上来。
有一次，宋徽宗前往圜丘祭，蔡京的儿子蔡攸随行，由一百多个道士执仪仗为前导。队伍出了南熏门，徽宗忽然停住，指着前方的空中问蔡攸：“玉津园的东面好像有亭台楼阁，重重叠叠，那是什么地方？”蔡攸立即装神弄鬼地回答：“我只隐隐约约看见云彩间有几重楼台殿阁。再仔细看，都离地有几十丈高。”徽宗问：“看到人了吗？”蔡攸答道：“好像有一些道家童子，手持幡幢节盖，相继出现在云间，眉毛眼睛历历在目。”一君一臣，一问一答，认定了有神下凡。于是，皇帝下令，就在其地修建道宫，名曰：迎真宫。“由是，益信神仙之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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