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唐同光四年（公元926年），后唐灭前蜀，李绍琛（康延孝）在剑州拥兵自称西川节度使，魏王李继岌遣任圜追击之，任圜先遣别将下剑门关守之，遂进败绍琛于汉州。长兴元年（公元930年），东川节度使董璋、西川节度使孟知祥谋据两川，董璋遣兵筑七寨于剑门关，又于剑门关北置永定关，布列烽火，大将石敬瑭受命讨伐董璋，偷袭剑门关。后周显德二年（公元955年），遣军伐后蜀，取秦、阶诸州，蜀人聚兵粮于剑门关、白帝城。
当朝乾德三年（965年），大将王全斌伐后蜀，有降卒进言：“由昭化县江东越大山数重，有狭径，名来苏，蜀人于江西置栅守之，对岸有渡，路出剑门南二十里，至青缰店与官道合，由此进兵则剑门之险不足恃也。”康延泽曰：“蜀人并力守剑门，若令诸帅协力攻取，而命别将取来苏，达青缰，北击剑阁，与大兵夹攻，破之必矣。”王全斌从之，遂夺剑门关。
上官鼎鼐这些年经过官场不良习气的熏陶，早已没有先祖的遗风，在得知那伙僧兵开始造反后，还是胆量去了三分，不过长期值守于剑门关，也有他的一番作为，为了不想赴昔日剑门关被大将王全斌攻破的后尘，将来被朝廷降罪，这些日子在来苏狭径上急忙设置了一些寨楼，只是多招了一些在寨楼上安置的人马后，粮饷却有点不够用了，朝廷还没运到的粮食和军饷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他不得不向成都府的知府吴永麟发出了求助。
成都府的衙署这些日子也忙作了一团，吴永麟收到上官鼎鼐派人连夜加急送来的火漆密信后，便抓紧时间征集拉夫、调配粮食。当越来越多逃难到成都府的异地储户拿着‘半钱’的凭证到成都府的‘五通钱庄’兑换银钱后，‘五通钱庄’的压力倍增，偏偏迟迟没有措姆离的一点消息，似乎他那里出了一点意外的状况。眼看账上的准备金越来越捉襟见肘，庞素秋和另外三家的股东也慌了神，再不拿出相应的策略出来，很有可能激起民变，后果将不堪设想。
为了稳住这些储户，吴永麟开始限制当日最多对一两以下的银钱进行兑取，大面额一律不予受理，刚开始升斗小民是不能理解的，当治安越来越乱，街上出现越来越多手脚不干净的‘鼓上骚，有些人离开‘五通钱庄’没多久，便差点成了绝户，他们暗自庆幸‘五通钱庄’的先见之明。只是偏偏这个时候，成都府的粮价由原来的一斗二百文钱陡然升到了四百文（北宋末年的一文钱已经赶不上宋初的一文钱，已经存在通货膨胀了，下面写的范仲淹一斗一百二十文是在北宋中期），价格整整翻了二倍，甚至还有狂暴上涨的趋势，简直一天一个价，昨天还捏着买人参的钱，一夜之间很有可能只够买白菜了。吴永麟知道一部分是‘袍哥会’的人暗中搞得鬼，也有一部分是成都府那些大户人家屯粮的原因。即使这些人将粮食拿出来，也供应不了越来越多涌入成都府的外来户。
由交趾传入中土，一年能收两季的占城稻（这个是宋初从越南即‘交趾’由贾贩者、移居者--‘早期华侨’们携至泉州，通过海上运过来的）暂时还在江苏湖州一代推广种植，吴永麟进入成都府时早已过了庄家的播种期，他原本想将占城稻引入成都府，可是时间上有些来不及了，只得等到来年了，而且这些日子田里的水稻正在灌浆，离收割至少还有两三个月，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市场宏观调控在这个朝代是以另外一种匪夷所思的形式进行的，往往让人有些不可理解，官府出面的开仓赈粮，开官仓赈贷只能解燃眉之急，遇到天灾人祸的饥馑之年，一代名臣范仲淹曾经有过这样的做法，当时他推行庆历行政失败后，来到杭州，出任两浙路安抚使兼任知杭州。政治上老熟的他大胆的采用了一些反常规的作法。
第一、他提倡城市居民大搞龙舟竞赛。
第二、他自己率领僚佐们，天天在西湖上举行宴会。以此为榜样，在富裕阶层中推行高消费运动。
第三、告谕各个佛道神庙，趁着荒岁劳力低廉，建材低廉之机，大兴土木。
第四、新建、改造、修缮官府的仓库与官吏房舍，每日役使上千的民夫。
第五，不是压低市场粮食价格，而是由官方出面，把已经迅速腾涌的谷价，由每斗120钱，提高到了每斗180钱。
范仲淹的这一系列措施，当时把一些人弄得莫名其妙。转运使等监司衙门，立即上奏朝廷，控告杭州长官‘不恤荒政，游宴兴作，劳民伤财’。这些罪状，只要一条被追究，范仲淹非罢官降职不可。
范仲淹一句‘有余之财，救济贫者’，便将这些人打发了，当然他老人家还是费了一番唇舌的。
果然，当时相当一部分面临死亡的贫苦人民，得到从业自救的机会。加上江浙地区的粮价上涨，贪利的商人，从四面八方载运粮食来杭州发财，结果随着越来越多粮商的涌入，粮价也很快从高峰上跌落下来。当时，杭州虽然受了大灾，却没有造成巨大的伤害。后来包拯在江西庐州的时候也这么干过，他做得更绝，完全不对狂暴上涨的粮食市场实施行政干预，听任其市价上升，结果四方商人匆匆运来粮食，很快，米价急剧回落，解救了危机。聪明人办事果然不按常理出牌，但最终人家还是把事情完美的完成了，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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