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峡地区毗邻吐蕃、羌、彝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这些少数民族部落肉食乳饮，日常消费需要大量茶叶，因而蜀茶是边地贸易的重要物资，特别是卖给当时的吐蕃人，利润极高。赵光义施行新茶法后，表面没有对茶叶进行专卖（蔡京上台后才把茶叶弄成国有化的，一个敢把“封椿库”的钱都拜掉的子孙，动茶叶的手脚其实显得顺理成章了，只有这样才能与他花钱如流水的艺术败家子形象相符，其实徽宗刚上位那会并不这样，经略吐蕃，开疆扩土，弄得有声有色，几代皇帝没办到的，他都办到了，这是何等的争气，这当然也与河湟地区唃罗厮吐蕃政权的瓦解有一定关系，至于后来为什么会那样，有人说是受了蔡京的影响，蔡京的字写的非常好，他就是因为这一点才被宋徽宗看重的，俗话说‘文人相轻’，在这位官家面前恰恰是相反的；有人说应了赴太祖灭南塘李煜后尘的谶语，李煜和宋徽宗一样都是大才子；有人说这与他是艺术家很感性的性格相符，至于到底是什么原因就不得而知了。这里我们不妨说一个明朝万历皇帝与张居正之间与宋徽宗极为相似的例子，张居正在的那几年，万历其实挺勤勉的，后来张居正死后被对手泼污水，倒查清算，查出张居正背后那么一破锣事：给自己的两个日子漏题，更是贪腐了不少的银钱等等，详见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上面写的很深刻，很值得一看的一部好书。万历后期基本慌于朝政，和他的上一届喜欢带兵打仗的正德是截然不同的，万历皇帝被宦官当权和蔡京把持宋朝廷几十年宋徽宗只知道狎妓玩艺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许是因为某种信仰的轰然倒塌吧，至于是什么原因影响了宋徽宗前后如此大的差异，现在是不可能知道了），却强行将蜀茶限制在蜀地内，在通往边境的要道上设置关卡，以军队把守，完全堵住了民间以茶获利的孔道。茶农售卖无门，只能将茶叶以极低的价格卖给官府，再由官府出面与少数民族部落交易，茶利尽数落入了朝廷的腰包。而百姓私自贩茶一旦被查获，就要处以流放，甚至杀头的重刑。蜀地的井盐也出产量特别大，太祖这么做，无疑于砍去了蜀人的两只胳膊，也只剩下鼻孔苟延残喘的活着了。川蜀成都平原一带地狭民稠，百姓“耕稼不足以给”，多兼营纺织、采茶等副业。太宗陆续采取“博买务”、新茶法等新举措，大规模地与民争利，等于完全断绝了这些人的生活来源，黎民贫困不堪，全然不能自存。一边是当权者毫无节制的强取豪夺，另一边，压在蜀地百姓头上的赋税徭役等负担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因“博买务”等加设机构而数倍增加，情况愈发恶化。太宗淳化年间，由于赋敛急迫，百姓失业，困顿无路，“于其心有所不可得忍，然后聚而为盗贼，散而为大乱”，民间起义不断。
到淳化四年（993年）春季，川峡天灾频仍，饿殍载道，民不聊生，终于爆发了大卫立国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茶农武装起义——王小波、李顺起义。起义军领袖王小波以“均贫富”的口号作为号召，又利用后蜀国主孟昶在蜀地的影响力（孟昶在当政期间造的铁钱质量非常好，很受成都市井小民的欢迎，一入宋，粗滥制出的铁钱大大贬值，可想而知，成都的升斗小民更喜欢孟昶这个皇帝），公然宣称内弟李顺即是孟氏遗腹子（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是这么说的，我觉得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无非是想煽动这些老百姓，和陈胜吴广鱼肚里藏书是一个意思。这次起义猛烈地扫荡了四川地区的世族豪强势力，扫除了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经过这次急风暴雨的冲击，四川地区世族地主或转死于沟壑，或暴骨于郊野，或被镇压，或被驱逐．或成为农民的阶下囚。起义军杀掉大批贪官污吏和世族豪强，使他们在许多城市里的住宅与收藏财产的“地窖”悉被荡平。“害物赎货辈，皆为白刃铄，瓦砾积台榭，荆棘迷城郭”，世族地主的残余势力受到了有力的打击与清除。其实他们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攻下剑门川这个进入成都的门户，让宋朝的援军很轻易的由剑门关再次进入了成都平原，可能也有安于现状的因素在里面，就像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攻下江宁建立天朝，从金碧辉煌只有他一个男人的天王宫一直到最后服毒自杀去求天主来降罪给围攻天京的曾国荃及手底下的这些清妖就只出宫过一次，好像是给东王杨秀清过寿还是封官什么的，十多年出一次宫是什么概念？万历，宋徽宗和他比简直是小儿科，可见那些小资产阶级一旦当权了，其实都一个德行，甚至比那些荒淫的皇帝来得更过分，李顺这段时间是个什么样子，其实可以从洪秀全身上不难看出同样的端倪。当然乞丐出生的朱元璋是个例外，他手底下的那些猛人太多了，比如徐达，常遇春，刘伯温，常茂，后来建立明朝有25位公爵，79位侯爵，再怎么说他也是带着明教来打天下的，此明教非金大侠比下的明教，而是摩尼教，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方腊的衣钵，历史其实很有意思的，金国被成吉思汗的元朝灭了，元朝被明朝的朱元璋灭了，明朝后来又被后金的努尔哈赤灭了，历史就这么一直的在循环，可见出来混总有一天要还的），由此赢取了大量民心，义军势力一度横扫川蜀全境。不久，王小波在与卫军对抗中战死，妻弟李顺继续率部与官兵鏖战，并一举攻克川蜀政治经济中心成都，建立了大蜀政权。太宗赵光义以心腹宦官王继恩为帅，调集大军镇压。虽最终平定蜀地，但“蜀乱由赋敛苛急，农民失业”，赵光义深受震撼，被迫下《罪己诏》，先是将责任推给了蜀地官员，道：“朕委任不当，烛理不明，致彼亲民之官，不以惠和为政，管榷之吏，唯用刻削为功，挠我蒸民，起为狂寇。”又称“自今而后，永鉴前弊，改弦更张”，终于放弃了对蜀地财富“剃头式”的劫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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