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后，春风得意的苏康生一大早就到了衙署，只是推门进去一看，晃眼间还以为自己走错了门，整个衙署里面人来人往，忙忙碌碌的，完全没有了以前四下里懒懒散散的模样，自己原本所在的签押房，六曹、典狱等相关人员进进出出的运着文书，准备出去巡城的校尉武职人员正逐遍逐遍整理着身上的镣铐与随身携带的武器。
（签押房：这个称呼清朝用的比较多，但从种种迹象看，宋朝应该有这个东西的。
从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起，开封和祥符两县分知县属掾为士、户、仪、兵、刑、工六曹，俟大观(1107～1110)初，遂令天下州县都照此式，从此一直沿袭下来，统称“六房”。其实“六房”并不是六间房的同义语，如明代时宛平县衙门里，“循两阶(大堂、二堂)而前为六房”，但具体名目有吏房、户房、粮科、礼房、匠科、马科、工南科、工北科、兵南科、兵北科、刑南科、刑北科、铺长司、承发司、架阁库等多项。《如梦录》描述明代时祥符县署建制：“左有旌善亭，右有申明亭，又有各色衙役官房。大门内有土地庙、寅宾馆、收粮银十六柜、上号房……”除此之外，牢狱、监押所、常平仓、马号、吏廨乃至官吏们供奉衙神的祠庙等，也都属于衙门的各个部分，按不同方位组合在一块。总之，若无一片千把米周长的土地，是放不下这只“麻雀”的五脏六腑的。
押字，又称花押或签押、押花字、画押、批押，是宋辽西夏金时期人们按照各自的爱好，在有关文书或物品上，使用的一种特定的符号，以代表本人，便于验证。押字与签名、签字不同，签名是用楷书或草书写上本人的姓名，容易认出；押字则用笔写或画出某一符号，一般不是该人的姓名的工整的汉字，不易辨别。官员们在公文结尾，除正楷书名外，还要花押；如仅有名而无押字，公文便不能生效。反之，只押字而不书名，也完全有效。这个还不能称之为印章，因为这个东西是手画上去的，《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有详细的记载。
宋朝15个皇帝，从宋太祖到度宗，每人都有“御押”。除真宗、神宗、光宗的“御押”纯系画圈外，其他12个皇帝均押一个特殊的符号。
百姓们书写诉讼状纸，起诉人必须在状纸末尾押字，官府才予承认。百姓们在买卖田地或房屋等财产时，习惯于在契约上书名之后，再画上押字。官府发行纸币，在钞版上刻有有关主管官员和吏人的押字，印在纸币上作为记认。手工业工人制造铜器、漆器、瓷器等，也往往在器物上押字，表示对产品质量负有全责。南宋时，有的州府规定各官仓受纳粮食，必须使用法定的标准斛斗，所以在量器上也要押字。后来为了表示慎重和使用方便，毕竟每次画的押字不可能完全一模一样，很多人这才把自己的押字刻成印章，只不过这是受官府管制的，一旦发现伪造，将重惩，比如刺配充军，可比现在严厉多了。）
苏康生原本对衙署熟门熟路的，和来往的吏胥打了一番招呼后，撩开签押房门前的竹帘径直走了进去，签押房被一道雕花屏风分成了里外两处地方，外面属于他和通判知事，里面的雅间则属于知府大人和通判大人，遇到加急的文书，他们才有机会被请到别有洞天的内间，迈进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特别宽广的用石木堆砌起来的床，席面上这个季节应该铺着一层松软的皮褥子，中间摆放着一张木墩，既可以用来下棋，也可以在上面饮茶，床也被内外分成了两处，靠近里面的搁架上放着挨挨延延的公文、典籍、蓝皮线装书，至于他们需要的笔墨纸砚，则摆放在靠近床头专门凿出来的两处方形缺口处，探出手即可获得，取放十分便利。以前知府和通判两人常常神龙见首不见尾，为了接待外地来的钦差，他们才来衙署这处雅间偶尔坐一下，马文祥有一次醉酒后到里间的床上小憩了一下，恰恰被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的通判撞了个正着，等苏康生从茅房里回来的时候，才发现通判已经迈入了里间，结果是，马文祥因此被罚了半个月薪俸，他把这事怪到了没有及时给他通风报信的苏康生头上，自那以后，两人交往得皮里阳秋的，再也不如先前般热络，里间更是成为了苏康生和马文祥的禁地。
外间靠近屏风的位置是两张特别大的方桌，上面笔墨纸砚等文房四宝一应俱全，这自然是他和马文祥办公的地方，只不过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原本隔在他和马文祥之间的那道屏风被抽走了。在两张方桌的前方是一条用漆红木阑珊隔出来的只容一人通过的狭长甬道，此刻马文祥在上面忙得焦头烂额的，来来往往的兵曹、刑曹、工曹、礼曹、户曹、吏曹六曹的文职人员手中捏着待办的文书，在甬道中依次有序的排成了一列，等手中的文书获得通判知事的签押后，这些文职人员再从甬道的另外一端走出来，原本需要两人签押的文书此刻只需要马文祥一个人过手就可以畅行无阻，他一个人独揽大权也就得了，最让苏康生受不了的是，马文祥此刻手上居然捏着他的印章，这越俎代庖的行为让苏康生心头一股无名火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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