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年，成都城的重建范围仅限于宋代成都城的遗址，因此明代成都事实上只相当于几百年前的宋代成都。但清代的重建，其规模则远远超过了明代成都和宋代成都，其中最重要举措，则无疑当数满城的兴建。按清朝统治者的设计，汉族和满蒙应该分而治之。出于安全和隔离的考虑，成都便在成都大城之西新修了一座号为满城，又称少城的新城。方圆达十里的满城，所居人口甚少－－人口最多时期也不过两万多，因而树木葱茏，风景优美，川西民居与北京四合院在这里和谐相处，到处是面积庞大的池塘、树林和菜园子。以居于少城南隅的将军衙门为中心，从南至北一条大道贯穿满城，这条大街就是现在的长顺街。大街两侧依次排列若干东西走向的胡同，按照黄北、白东、红西、蓝南的方位安置八旗甲兵。这座自成体系的城中之城，是种族歧视政策的产物，它地位特殊，就连身为封疆大吏的总督也无权管理过问，汉人更是严禁入内。有资格在城内居住者悉为满族和蒙古族，他们之间也等级森严，官兵职务世袭，所有子弟皆不事生产，由国家按月发放优厚的生活费。入民国后，这座城市显然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1913年，满城与大城之间的城墙被折除，满城与大城都成为成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清朝，在这个离我们最近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成都的城市建设除了面积剧增和新建满城两点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修复了大量业已残破甚至沦为废墟的名胜古迹。
历代成都城的兴与毁，建与拆，既是动荡中国所赐予它的宿命，也是它作为一座中心城市的必然担当。让人欣慰的是，尽管多次遭到全城性的彻底毁灭，但在其后的每一次重建中，建设者们都不弃不离地选择了原来的地址，而没有谁考虑过要将它搬迁它处。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当初张仪所选定的城址，它的确是一个最具竞争优势的、宜于人居的风水宝地。居住在这块风水宝地上的成都人，他们的性格特征，早在一百多年前的同治年间，就有一个很精准的评价：“俗不愁苦，尚侈好文，民重蚕事，俗好娱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土地沃美。人士俊乂，风雅英伟之士命世挺身；人多工巧，绫绵雕镂之妙侔于上国。地大而腴，民勤耕作，无尺寸之弃，岁三四收；刚悍生其方，风谣尚其文，俗不溺女。八旗冠婚丧祭，满州蒙古各遵祖法，节文虽异，皆不逾礼；宗族婚姻，颇相亲睦；交游重义，酬答必丰；其俗简约，不尚华靡；其人憨直，不好私斗，巧于树艺，亦习诗书，骑射最精，果勇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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