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永麟一行人回到府邸的时候，已是三更时分，中天的一轮弯月照得吴府白壁清华，走廊里的灯火诈隐诈现，云鬓散乱的澹台玉瓶早已一溜烟的逃回自己的房间了，吴永麟有意让张三在城里架着马车多逛了几圈，为了以防万一，早已将上面的那面吴字小旗拿去了，踩着这个时间点回来，就是为了避免她尴尬。当他走进品字形院落中的时候，月灵儿和殷冷霜房间里的油灯早就拨捻得暗了，吴永麟实在不想打扰孩子和她们，一个人独自往角落中的书房走去，边走边往澹台玉瓶的所在的房间看了一眼，发觉一个黑影在窗棂中一闪而过，吴永麟欣然一笑，兀自走入了书房中，挑了挑灯芯，当光线适度后，从书架上翻着以前的各种邸报，府志，县志，《宋刑统》，明天就必须得正式到府衙办公了，他不得不临时抱一下佛脚。层层叠叠的卷宗中一篇关于成都府人物风情，历史，以及关于成都府政绩斐然的历代知府，知州的名单吸引了他，其中打头的是一个叫张咏的知府。
“成都至唐代号为繁庶，甲于西南。其时为帅者，大抵以宰臣出镇。富贵悠闲，寝相沿习。其侈丽繁华，虽不可训，而民物殷阜，歌咏风流，亦往往传为佳话”。唐代诗人李商隐在成都所作《杜工部蜀中离席》云：“人生何处不离群，世路干戈惜暂分。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云杂雨云。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生动地反映了成都车骑络绎、歌吹喧阗的情景。
上行下效，自唐代以来，蜀风尚侈，民众好遨乐。然入卫之后，太宗皇帝出于对蜀人的厌恶，公开宣称“蜀土之民习俗俗浮，多事遨游”“川峡人情易摇”，须得“待之以待盗贼之意，而绳之以盗贼之法”，不惜立下严刑苛法来禁止蜀地长期形成的社会风俗，如禁止游晏行乐，禁止女婿入赘，禁止结社竞渡。甚至察民有父母在而别籍异财者，其罪死，而唐律仅徙三年。在如此密如蛛网的禁令下，不仅百姓，富豪、士大夫等亦动辄得罪，如此势必增加士民对朝廷的隔阂。就连太宗第一个年号“太平兴国”，亦是针对蜀人而定。
卫朝初年，卫军攻占蜀地，后蜀灭亡。朝廷公然实行掠夺和贸易垄断政策，大肆夺取川中财富，以充作日后平定四海的军资。经过太祖、太宗两朝三十年的搜刮，自古富饶的蜀地完全陷入萧条凋敝的困境，由此触发了王小波、李顺大起义。事平后，朝廷在蜀地依旧不得人心，百姓疏离朝廷，士子不乐仕宦，兼之百废待举，百业待兴。张咏正是在这个兵戈不断的多事之秋孤身前往蜀地上任的（这段时间入蜀的官员，朝廷一律不许带家眷），也可以叫他‘交子’之父。张咏当上成都知府（王小波、李顺大起义后，成都的经济和人口大不如前，淳化五年五月，诏降成都府为益州，其实这个时候应该称张咏为知州，但四川人习惯了知府这个叫法，这里依然叫成都知府）后一改前制，下令从民习俗后，成都的经济，治安等各方面才渐渐好起来。身为蜀地最高长官，张咏肩负着参预军事、监督征战、巡查警戒、诘禁奸宄、安抚地方、恢复生产等多项重任，可谓政涉万机。张咏一改昔日不知恤民、专务宴饮之风，四方出战大蜀军余部，终将所失州县次第收复。大蜀余部首领人物吴蕴、张余等先后或杀或擒，蜀土始平。
张咏初到成都府时便本人亲自巡视各地，晓谕百姓，使之各安其业。当时成都城中驻有重兵，军粮严重不足，而百姓手中囤有大量粮食，却不肯卖给官兵，因为所得铁钱远不如粮食保值。张咏从成都首富王昌懿处得知民间缺盐，而盐又是官方垄断经营之物，遂降低官盐价格，准许民众以米易盐。百姓既能得利，便主动拿出粮食来，不足一月，军中便得好米数十万斛，可供军粮两年。成都粮仓富裕得益于张咏以米代税之举措。成都地面狭窄，人口众多，稍有水旱之灾，城中便会缺粮。张咏便乘当年米价便宜，以每斗合三十六文钱，命各县邑将田税折合成米价，当年共收得六万斛米。到了来年春天，根据城中户籍人口发给米券，持米券者，可以原价到官府买米。此项措施后作为长久制度保存下来。之后的近百年间，蜀地虽经常有灾荒发生，米价昂贵，但成都百姓却从没有挨过饿，全是张咏之功。当时卫朝与西夷交战，陕西边军全靠蜀地供给，不但需要粮食，还要出动大量兵力用于运输物资。张咏怜悯蜀地百姓饱受战乱劫掠之苦，奏请罢去陕西运粮，军民咸安。
卫朝以“重文轻武”为国策，由于朝廷“以文为贵”，文人求学读书之风甚盛，“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太宗即位后，完善科举制度，大肆增加进士录取名额，即使是普通百姓，一旦金榜题名，便能平步青云，步入仕宦，光宗耀祖，因而全国读书应举者比比皆是。晁冲之有《夜行诗》云：“老去功名意转疏，独骑瘦马取长途。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形象地描绘士子们纷纷苦读投身科场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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