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官人只是昨夜偶感了风寒，我这里给他写一张驱寒的方子，你按照方子所列的药材让他吃上几幅，自然就药到病除了。”一位白须老人在面前摊开一张宣纸，提起一只鼠须笔，就着刚刚砚盘中磨好的墨汁，开始一丝不苟的写起方子起来，只是当袁四象将那张画满蚯蚓文的宣纸在双手间翻来覆去的琢磨了好一阵，临了时好像一个字也没认出来。
“小老头，你这写得都是些什么鸟东西，你拿它来骗鬼呢？”袁四象随即发觉自己好像说出了话，当坐在床沿上的念奴娇横了他一眼后，他识趣的缩了缩脑袋。
“这位小相公好不省事，附近这一片生药铺的掌柜哪个不认识我这一手祖上‘草圣’张旭传下来的癫草，平常好多大户人家出钱让我给他们写一副裱贴，挽联，我还不一定赏他们那个脸面，要不是看在这位姑娘苦苦哀求老头儿的份上，我早拿笤帚把你轰出去了。”
“小老头，是不是姓张的都得和你扯上点什么关系？那张邦昌岂不成了你的儿子？”
（张邦昌，进士出身，徽宗、钦宗朝时，历任尚书右丞、左丞、中书侍郎、少宰、太宰兼门下侍郎等职务。北宋自哲宗时期以来，党争不断。张邦昌与童贯均是权臣王黼的党羽，而王黼又是受蔡京提拔火箭般窜升至相位的。在对金政策上，王党多为主和派。与李纲为首的主战派在政治上尖锐对立。
金兵围开封时，他力主议和，与康王赵构作为人质前往金国，请求割地赔款以议和。靖康之难后，被金国强立为“伪楚”皇帝，历时一月。金撤兵后，逊位还政赵构，但迫于叛国时舆压力，终被赐死。）
白须张姓老人听见这句讥讽之言时，气得脸都绿了，只是‘草圣’张旭后人这顶帽子已经不知戴了多少年，他似乎已经习惯了，此时这个谎言被人冷不防当面戳破，他一时间变得进退两难起来：进，他实在拿不出证明自己是张旭后人的有力证据，族谱上唯一和张旭搭边的是曾经这么一位也叫张叙的先人，他曾经想过改族谱，只是这事如果被地底下那位祖先知道了，自己双腿一蹬下到那里去的那一天，岂不要被那些老祖先们用口水淹死，当时年轻心虚的张老汉最终没敢那么做，只是只要有人问起这档事起来，他便说刊印族谱的匠人把那个旭字弄错了。家里被装裱在大堂正中央祖宗位的那三副名为《心经》、《肚痛帖》、《千文断碑》的右三石草书，也是他千里迢迢去京兆府（现为西安）的某处碑林中找人拓印下来的，拿它来唬唬那些没见过世面的乡里乡亲还成，如果遇到金石行家，他一下子就露陷了。其实这些年按照他药方供药材的生药铺也出了几个书法高人，只是这张姓老头除了这一点自称是‘草圣’张旭后人的臭毛病，其它方面还真没得说，杏林高手，妙手仁心，对于付不起诊金的穷人也往往分文不取，周围的那些乡亲无论什么时间找他看病，他二话不说便抛开眼下所有的事情，挎着他那个破药箱，和对方出门了，这些年下来，他几乎走遍了方圆二十里之内的每一片土地，他脚上的一双八搭麻鞋，往往穿不了三天就磨破了，有人曾开玩笑说他这辈子和鞋有仇。而且他这么一坚持就坚持了二十年，原本还拿他‘草圣’张旭后人开玩笑的那些好事者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通通闭上了嘴巴，大家一致认为小老儿这一点爱好无伤大雅，和他某些闪光的品质比起来，这简直不值一提。退，人越老，脸皮越薄，被人恭维了这么多年，张老头似乎已经习惯了头顶上的那道光环，这个眼前深藏不露的外乡人似乎对金石之道颇有研究，难怪乎他刚看完那副草书方子，便毫不掩饰的道破了这里面的门门道道，自己这么些年好像把两个张家人都得罪了。袁四象这些年在教中也见过不少的好东西，毕竟为了收买卫朝的那些知府、知州等昏聩的文官，没少给他们送一些真东西，比如在拿到张旭的那副《古诗四帖》真迹后，他反反复复向周围的懂行当的高手询问了不下百来次，这才摸出了里面的门门道道，对张旭的癫草以及当朝苏、黄、米、蔡（苏黄米蔡，即“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京，此四人被认为是最能代表宋代书法成就的书法家。而后人认为蔡是指蔡襄，是因为蔡京的名声太臭，导致徽宗亡国，历史地位无法与前几位相提并论，故后人更加喜欢认为蔡指蔡襄。从书法风格上看，苏轼丰腴跌宕；黄庭坚纵横拗崛；米芾俊迈豪放，他们书风自成一格，苏、黄、米都以行草、行楷见长，而喜欢写规规矩矩的楷书的，还是蔡襄。蔡襄书法其浑厚端庄，淳淡婉美，自成一体。）四大家的书法更是了然于胸，所以当张老头当着真人不露相的他讲出那番话之后，他才针锋相对的让老头子难堪得几乎有些下不来台了。当他正准备开口让张老头拿出那所谓‘草圣’张旭后人证据，当面予以揭破时，一旁的念奴娇投过来一道让他冷入骨髓的阴冷目光，刚到嘴边的话里面咽进肚子里面去了，袁四象立马乖乖的一言不发的像根木头立在一旁，嘴巴里再也没吐出过一个字。一时间，白须张姓老人和袁四象之间保持着一种尴尬的沉默，两人内心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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