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名前警察中有一人是曾在戈登路捕房工作过的前华籍探目。此人是大来戏院（邵富生曾在此当过收票员）的共同老板。他把邵富生推荐给吴铁城的秘书，充任陈箓公馆的夜间门卫。
他们之间的交易进行得并不顺利，由于借钱不还这种事情而导致了不止一次的斗殴。最后，其中的一个参与者向日本宪兵队报告了邵富生的行踪。并且穿着中式服装，陪同工部局警务处的警官到贵州路辨认疑犯。
当天下午3点钟，日本宪兵发现邵富生正走在厦门路口附近的街上，他们便请前去逮捕他的工部局警务处警官指认他。
加登田曹长显然确信邵富生是暗杀组的一个成员。但工部局警务处的探员们却并未如此深信不疑，尤其是他对于2月19日行踪的供词（诸如在一家书场吃早茶，下午在大来戏院收票，如此等等）与独立证人的供词相吻合。
但是，即使工部局警方相当肯定邵富生是无辜的，他们却仍将他交给加登田，作为期三天的审讯（自3月21日至3月24日）。该审讯期后来由三天变成了四天——似乎十分长久。
第一天下午，加登田及其宪兵将邵富生带过外白渡桥（叹息桥），押进大桥大楼。他被带进五楼上的一间房间，里面的三个日本人便开始拷打他，特别是当他否认知道陈箓案的任何情况时，日本人就打他的眼睛。
“我仍然否认我知道这件案子。最后，他们把我绑在一条长凳上，往我鼻孔中灌冷水，折腾了约半小时”。——邵富生
此后，邵富生在一个地下室里与被捕的游击队员一起度过了一夜。第二天，他被带回到五楼的审讯室，受到了严厉的审讯，但未遭折磨。第三天，他被带到六楼的另一个审讯室，在那里，除了三个日本人外，还有一个工部局的华籍探员也参与了审讯，他威胁道，假如邵富生不说岀实情，就直接枪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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