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当日本完全控制了印度支那几近600万吨的全部岀口大米后，它当然就拥有了强迫中国沦陷区居民与之'合作'的武器。
这一武器也非常具体地被用作为控制社会的手段。例如，在1938年9月至1939年10月18日之间，共有数起枪击日人案。为了报复，日本宪兵封锁了可疑地区的小弄堂，“将它们严密封锁，在某些地段持续很长时间，以至据说导致数人饿死''。
大米的短缺和物价的上涨，削弱了人们的勇气，激起了哗然舆论。
1939年8月23日，大米的价格从每担15元涨到45元。一如惯例，奸商被指责为应对此涨价负责。傍晚，“流氓们”第二次试图抢劫小沙渡路上的米店，一帮人众打破了华德路上一家药店的门、窗，据说那里贮藏着粮食。
翌日，沪西有五家以上的米店遭到石块的攻击和抢劫。虽然政府试图规范食品分配制度，但是至11月，大部分米店的门口排起了购粮的长队，以至必须由警察来维持秩序，以避免骚乱。
排队者主要是妇女和儿童，因为他们有时间等候。1939年12月15日，工部局警务处与一支华人球队在法租界的逸园（跑狗场）举行了一场足球赛。在一次犯规之后，一个中国队员被罚离场。
而其同伴则随着他一起离场，致使2万名中国观众涌进场内，拔起了球门的桩柱，并向前来阻止骚乱的警察扔掷石块、砖头。
警方派来了增援，消防队向人群喷射水龙，旨在把骚乱者逼到街上去。约有30多人受伤。假如米价继续上涨，则这次骚乱便是随后更糟状况的一个预兆。
因此，汪未经伪政府与两个租界当局都将他们能购进的米，以相当的折扣分配或者出售给居民，以在与日本及伪政府之政治关系日趋紧张的时刻，捂住动乱的盖子。
上海滩有一个主要的紧张因素是长期性的：即对于公共租界与法租界，越界筑路地区的警权问题。
在15年内，中国警方与租界警方始终为了这些道路，及其沿街建筑的控制权而争斗不止。中、日开战之后，曾于1931年前得以部分解决的这一争执又重新开始，1938年和1939年整个期间.随着沪西歹土的犯罪情况日益严重，这一争论趋于强化。
1939年1月22日，上海警察局沪西分局的一份布告贴在了沪西全部伪警察所与分所的门口。
布告云：往日，沪西越界筑路地区之居民，均向租界警方报告涉及和平与秩序的诸案，是为错误做法。盖因工部局警务处仅对街道而非道路之间地段拥有警权，而此属中国控制区域。日后，沪西居民当向沪西警察分局而非工部局警务处报案。
这一布告由沪西警察分局局长王德林签署。
当时，1939年1月，伪警察局沪西分局并无力量给沪西带来法治和秩序，尤其是在鸦片馆和赌场的数量与日俱增以后，更是如此。
但是，警察局长卢英也在不断地扩大西区的警力规模：从1月份的64名巡捕增加到2月初的230名，约有半数之人在巡逻时携带手枪或步枪。
华籍巡捕也得到毛内宪兵分队（驻扎在极司非尔路94号，与92号的沪西警察分局相邻）的支持。日本宪兵队为中国警察配备了8挺机枪，但是在需要时才供应弾药。
随着警力的增强，中国警察在工部局警务处面前越来越有自信，他们得到上海市政府的指令，“在沪西越界筑路地区的警权问题上，要对租界当局持强硬态度。”
沪西分局并将巡逻者减少到六组（每组五人）装备良好的巡捕：每枪发给五颗子弹，而非原先的一颗。这意味着持枪的巡捕减少了，从而降低了兵变的风险。
同时，也满足了增加弹药的要求。沪西的武装歹徒不断增多，以及赌场、烟馆周围都需要装备精良的巡警。至1939年4月，上海伪政府的正规警察增加到5155人，比2月份几乎上升了6％°。
4月10日，日军特务部也设立了一支武装警察部队，由400名投降的中国游击队员组成，全都配备武器。当时的报酬是每月10元，并答应此后为每月20元。
武装警察的总部设在西区的黄家花园，由曾在吴陪孚麾下担任旅长的韩钧指挥。而日军特务部的顾问，是个名叫西村的上校。
其情报室或侦缉队以顾祝华与胡安邦为首。后者此前曾是从事毒品买卖的青帮党徒。日本人最终计划为武装警察招募名准军事警察，每人配备一支步枪和50发子弹。
与游击队搏斗的200名伪警官可获每月30元的报酬。他们驻扎在总部，其余的人则平均地分布在沪西与浦东的各分局。
那里的抗日游击队在三月份被日本正规军驱逐了岀去。1939年5月，曾在工部局警务处担任副巡官的一名官员，出任武装警察参谋长。武装警察被授予合法权限，负责浦东包括抗日分子在内的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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