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孤岛时期的上海，犹如二战时的卡萨布拉卡或者里斯本一样，成为间谍、情报人员、奸细的避风港。
尤其是日本的间谍和反间谍机构非常复杂。上海的日本特务机关分成七个课：经济课、政治课、情报课、宣传课、财政课、另外还有建设和总务两个课室。
这些秘密机构中最有活力的就是梅机关。
和虹口新亚酒店里的特高课相比，潜藏在虹口“小东京”里的梅机关作用更大。
北岛三郎所在的这个特务机关不仅操纵着76号，还隐秘地控制着上海范围广泛的地下网络。
他这层关系，蒲素不到万不得已不想启用。
现在办理通行证都让老任找别的办法，就是出于安全考虑。首先是对日本人天然的不信任，其次就是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作为中国人，对于一名日本特务有这种警惕非常正常。毕竟老任信任他是通过他们之间原先的接触。而蒲素只能通过对老任的信赖，间接信任北岛。
只是关键时刻只要成功用到北岛一次，这个关系的价值就完全体现了。
现在宪兵队的沪西情报课就是由一个叫丁广坤的流氓把持着。
这个上海滩声名狼藉的青帮流氓，如今指挥着一个30多个流氓组成的团伙，由日本人提供武装，在歹土里横行霸道无恶不作。
丁广坤指挥着手下这些地痞三天两头对平民敲诈勒索，时常依靠日本人提供的枪械进行武装抢劫。
名义上他们是“保护”赌档、烟铺和妓院、舞厅等花天酒地的场所。实际上正是他们自己不断地进行绑票和敲诈，甚至公然抢劫，给沪西地区带来极大的社会恐慌。
原本青帮大佬杜老板，开战以后就跑路到了香港。
战前的上海，杜老板牢牢把控着整座城市的毒品供应和销售。同时执掌着颁发许可证的禁烟局以及供应毒品的企业联合会。
只是杜老板在沦陷前去了香港以后，上海伪政府下面的特务部组织了一个新的鸦片商联合体。由三个日本代表作为“顾问”，分别是：田中、里见、夫滨。
在这三个日本人的组织下，他们由日方和伪政权所谓的“授权”，重新控制鸦片的进口和分配，强制执行对鸦片行和烟民的许可条件。
这种情况下原先杜老板手下的几个亲信也都纷纷反水。这些道德底线可以忽略不计的地痞流氓很快就投靠了日本人和伪政府，原本的青帮头目丁广坤就是其中之一。
此时丁广坤的指挥部设在极斯菲尔路25号。下设两个分部，一个在极斯菲尔路12号，另一个在忆定盘路的一条弄堂里。
当下沪西地区几乎所有的赌场和烟铺都在他的控制之下。搜刮民脂民膏中饱私囊的同时，每个月还从这些藏污纳垢之地征收大量税赋以维持汉奸政府的日常开销。
从日本人的角度来说，保持与中国地下势力的合作非常有必要。他们相信，这是保证控制上海的最好方法。
一旦他们得以调动这些青帮力量，就能轻易制造动乱。骚扰警方，逮捕抗日分子和抵抗代表。
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只需要通过这些流氓而非武力占领，就可以控制上海的外国人地区。实际上这些本土流氓确实帮日本人做了不少龌龊的事情。
很多日方和伪政府出面非常棘手的脏活，最终都交给这些青帮流氓去完成。然后伪政府假惺惺出面声讨，几日后抓几个替罪羊进去就算是有了交代。
而保证青帮流氓能和他们合作，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极低。仅仅只需要提供大烟和赌博业执照给他们即可。
定时定量给他们提供大烟贩卖，在控制区内颁发给他们相应执照。允许他们合法开设赌场和烟铺，这些青帮流氓就死心塌地愿意为他们所用。
不得不说，毒品销售是日本全面占领中国后的一个特色。
随着日军对中国国土的逐一占领，占领当局积极寻求垄断和扩大毒品的非法交易。至1939年，纯海洛因约卖300元一盎司，每个月光是从安徽、浙江和江苏的鸦片销售中可征到300万元的税收。
毒品交易带来的税收占据汪伪政权总税赋的三分之一，这笔收入显然对于维持伪政府是不可或缺的。同时每月另有300万元则交给了日本宪兵队和诸多特务机关。
随着逃难流入上海的人口急剧增加，这里隐含着更大的潜在利益。
日本人手中掌握着大量鸦片，其军队如今控制着经过绥远的土耳其交通要道，能够顺利地进行鸦片交易，每月贩运到中国境内的数量更是惊人。
毫无疑问，上海的毒品和赌博交易越是繁荣，对国民的危害越大。伪政府和日本人从中获得的利润越高，对中国爱国军民抗日的形势也就越为不利。
蒲素计划在开始所有行动前，首先针对沪西地区这些由日本人操控的烟铺和赌档进行一次突袭。
这个行动的意义不仅是截获那些坑害人民的烟土，还能沉重打击到伪政府的财政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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