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着，戴笠前来求见，蒋委员长和陈布雷才结束了商议。
……………
1937年，上海战事结束之后，国*军虽然撤退了，却留下了一笔可怕的“遗产”——恐怖活动和蓝衣社。
按照某位外国观察家的说法：“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警察本来可以轻易地铲除这一怪物，但却任其发展，乃至养虎贻患，使得这一怪物嗣后不时地要找些牺牲品来满足其食欲。”
事实上，那位外国观察家的观察显然还停留在表面，不知道租界巡捕房的很多人已经被军统或中统收买。
当时日军要在租界内公开抓人，还必须由日本宪兵队出面，事先通知租界巡捕房当局，由巡捕房派员会同前去。而上海的军统、中统组织，对两租界的巡捕房大员，大都按月给以津贴，彼此声息相通。
因此，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日军要到租界抓人，往往是日本宪兵队刚刚与巡捕房打招呼，那些被军统、中统收买的巡捕房人员便预先“放笼”（暗中通知），让被捕对象逃跑。凡属军统、中统的一些重要人员，即使来不及“放笼”而被捕获，巡捕房也是多方留难，甚至拒绝“引渡”。
从1938年6月开始，上海突然出现了一股强烈的“爱国热情”浪潮，在所有的周年纪念活动上都飘扬着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旗帜。诸多小报上发表了不少主张武力的社论，正规的报纸则撰文鼓励青年们参加或组织游击队。随后，袭击通敌分子的恐怖事件开始频繁上演。
对这一系列恐怖活动的评价，舆论方面的说法不一。有些迹象表明，这是通敌分子对立派别之间的倾轧和纷争，他们都想获得日本人的政治宠幸和金钱支持，是伪装成爱国事件，而实际上是争夺日本的战利品。
然而，多数人认为，这是某个组织在上海的活动，这些暗杀都是出于爱国的动机。大部人相信，该组织即是蓝衣社，狂热地忠于蒋委员长的一个法西斯会社。
“蓝衣社”一名之所以被长久使用，是因为其强烈的象征意义，特别是当褐衫党和黑衫党风行欧洲之际，更是如此。另一方面，在“孤岛上海”明目张胆地实施恐怖活动，绝不是一两个有组织的指挥部所能完成的。
而政治暗杀衍生自三十年代初的民族救亡运动，它导致上海的“小市民”中产生了部分人为、部分自发的组织和机构，他们既为爱国，也为自身的利益而行动。有时候，他们会与国府的军事特工组织联合起来，有时候则单独行动。
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在起初的“孤岛上海”，恐怖活动的主动权握在国民党特务手中，尽管亲日的黄道会和复兴会也进行了反击，但是在1938年的秋天和初冬，还是国民党抵抗分子占了上风。
但是，到了1939年李士群和丁默邨在极司菲尔路76号成立了一个特工组织后，形势开始发生悄然的变化。首先，李士群很快搜罗了七名前中统特工和cc系成员，组成了一个核心，作为他的骨干力量，他还赢得了青帮成员吴世宝的忠心效劳。这个黝黑粗矮的虐待狂为他召募了当地的歹徒以及其他积极的通敌分子。
随后，李——丁组合促成了具有关键性作用的军统特工王天木、陈明楚等人的叛变，并摧毁了他们的特工组织，这是相当重大的胜利。
而随后引起的连锁反应对军统来说，几乎是灾难性的。由于76号逮捕了很多军统特工，甚至包括重庆派来刺杀汪精卫的另一组秘密人员。日本的报纸，诸如《东京日日新闻》便对丁默邨、李士群等人表示了信任。
面对不利的形势，新建的军统上海区制定了一个方案：以身着军服的日本人为格杀对象，无论军阶高低，职务大小，无须申报，得手就当场干掉，执行地点以日占区及其势力范围之内为限。该方案上报戴笠并得到批准。
吴金锁等三人便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杨天风抽调出来，经过急训选拔，秘派至上海参加刺杀活动的。随行的还有豫东情报组组长寥文忠，以及他的两个手下。
初至上海，吴金锁等人虽然被灌输了很多大城市的情况介绍，但依然被这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所震惊。
叮当作响的电车，穿着各异的城市人，繁华的街道，高耸的楼房，飘扬的各国国旗……
这里没有广阔的原野，没有飘飞的战火，没有那熟悉的一切，仿佛他们来自另外一个世界。
鳞次栉比的商家店铺都一如既往地开门做生意，黄包车上坐着花枝招展的太太小姐招摇过市，浓装艳抹的卖笑女当街拉客，酒馆饭店依然生意兴隆，吆五喝六杯盏之声不绝于耳。
吴金锁等人看得目瞪口呆，无所适从。寥文忠等人显然早已料到了这一点，安顿下来，便是分组带着他们熟悉这陌生的一切。
高头大马的黄头发外国兵；正在上映卓别林新片的电影院；开门纳客的妓*院；挂着职业的谦恭笑容的店铺老板；好像一座漂浮在霓虹灯广告海洋上的五光十色的欢乐场所；类似罗马斗兽场的“大世界戏院”里，高亢的越剧唱腔伴随观众的喝彩声和喧天的锣鼓不绝于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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