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谢过汪兄弟了！“刘成心中暗喜，他并非一刀一枪杀出来的功绩，官职都是凭着杨鹤的提拔，又与贺人龙结下了不解之仇，若是在杨鹤身边没有个通风报信的，只怕风向一边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这汪顺平官职虽然不大，但好歹也是杨鹤身边的人，自古以来衙门里都是防外不防内，只要留心一个把总已经可以知道很多东西了。
刘成来到行辕，接了杨鹤的差使，心下倒定了下来。在他看来这个差事倒是个美差，以他在农民军卧底那段时间的所见所闻来看，农民军从上到下绝大多数人还缺乏一个造反者的自觉，对明王朝的弱点和处境也缺乏必要的了解，要招安这样一群人倒不是什么难事。由于多年的政治教育的缘故，绝大部分读者都认为越是出自底层的造反者，反抗现有秩序的决心就越坚决；出身阶层越是富裕的人，反抗决心就越容易动摇。但历史的有趣之处就是他的复杂性，在很多时候很难用简单的一两个教条来概括所有的事实。确实出身底层的人受到的政治和经济压迫最重，当他们觉醒之后会更加坚决的与现存秩序做斗争，但由于眼界的因素，在绝大部分时候出身底层的人无法将自己的痛苦生活与当时的社会制度连接起来，他们或者将其归结于命运，寄希望于来世；或者将其归结于某个具体的贪官污吏，寄希望于青天大老爷或者天子。因此他们的反抗通常是盲目的、本能的、自发的，其具体表现就是对前途的茫然和动摇，因此在遇到挫折时也很容易选择投降。而那些出身比较上层，甚至统治阶层顶层乃至皇室的反叛者，由于教育和知识的缘故，他们很清楚朝廷的弱点，也很清楚自己的目的和失败的后果，因此他们一旦起事，反而就会坚决的战斗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历代王朝对读书人从贼看的非常严重，就是因为一旦有读书人加入农民军，那农民军的斗争策略性和坚决性都会得到极大的提高，给朝廷带来极大的麻烦。
陕西庆阳府定边营牛圈，位于庆阳府城西北三百余里，周围百余里地都是不生寸草的乱石滩和童山濯濯的丘陵地，唯有此地有一个方圆六七十米大小的水泡子，途径此地的商旅牧民都要在这儿给人畜饮水。早在宋代时，西夏兵入寇，当地守将便在此处下毒，西夏军队人马多死于此处。到了明代，这儿已经不再是一线边防，因此只在这儿在这儿设置了一个不大的屯堡，有一个把总带着七八个老弱残兵在这儿把守。
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兵站在堡顶，饶有兴致的四处张望。年轻的他还不像那些年纪大他许多的袍泽那样被这种无聊的边塞生活折磨的彻底麻木，还在努力的在黄褐色的视野范围寻找到一点有趣的东西：一只黄羊、一头野驴、一道卷起的龙卷烟，天上某块形状奇怪的云朵，并不时发出惊呼声。而其余的老兵们则横七竖八的躺在墙角晒着太阳，解开破棉袄，露出如同搓衣板一般的胸脯捉着跳蚤，这是为数不多的能够打发他们百无聊赖的戍卒生活的消遣了。与此同时，底层的堂屋里传出哼哧哼哧的声响。
“焦头，焦头！”那小兵突然从堡顶上跑了下来，他急促的脚步让木制的楼梯剧烈的晃动着，落下许多尘土，迫使楼梯下的那个老兵忙不迭挪开位置，同时引起了一阵哄笑声和咒骂声。
“甚事？“一个脑袋从底层的窗户里探了出来，与此同时哼哧声也停止了，借助正午的阳光，可以看清这个汉子三十出头，赤裸的上半身上横七竖八的有着三四道刀疤，一脸的络腮胡子，眼里满是不耐烦的光。
“焦头，西边有人马过来了！“
“大中午的有甚人马，是不是你小子眼睛看差了，把羊群看成人马呢？”
“哪有！”那小兵急了，大声喊道：“足有一百多人呢，都骑着马，要不您上来看看？”
“娘的！”那汉子骂了一声，脑袋又缩了回去，屋内的哼哧声又响了起来，而且变得更为急促，十几个呼吸后，屋内传来一声爽快的喊叫声。随即房门被推来了，那汉子一边提着裤子一边走了出来，在门旁捡起木勺，在一个布口袋里舀了两勺粟米，掂量了两下，又有些不舍的加了半勺，在口袋上打了个结，朝里面喊道：“鞑子婆娘，俺这次还多给了你半升谷子，可别又在外边说我焦好运焦总爷小气了！”
话音刚落，屋内又走出一个妇人来，这妇人头上并没有如汉人妇女那样挽髻，而是胡乱打了个结，身上只穿了一件光板羊皮袄子，皮袄的下沿露出黑乎乎的两条腿来，赤着脚，一声不吭的捡起那口袋，掂量了两下，又将口袋打开伸手口袋里抓了两把，确认里面装的是粟米而非糠或者霉米，最后方才将那口袋重新打好结塞进怀里，朝焦好运点了点头，转身向门口附近的一个角屋走去，焦好运有些迷醉的看着那妇人摇摆的腰肢，嘴角下意识的流出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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