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孙秀荣在文德县（后世张家口宣化区）附近好整以暇地伏击乌承玼时，接到文德县被占消息的妫州刺史兼清夷军军使乌承恩也好整以暇地带着大约三千步军行走在通往文德县的驿道上。
在他看来，“杨守忠”突袭了文德县，只能算是侥幸成功，对于他这样急需立下大功进而与安禄山争夺范阳节度使之位之人来说，“杨守忠”的自取灭亡，让他有了一举拿下整个契个部、辱纥主部，进而廓清妫州边境的可能。
若能实现这个目标，他范阳节度使之位便稳如泰山，就算时下的安禄山已经成了杨玉环的义子，深受皇帝夫妇的宠信也不行。
李隆基时代的大唐，至少在中前期，还是大致秉着能者上，庸者下的用人方针的，至于能者是否奸邪并不重要，这也是造成开元盛世的关键。
无论安禄山，还是乌承恩，抑或哥舒翰，至少都是合格之上水准的将领。
这一点，没有人怀疑。
虽然乌承玼将所有的骑兵都带走了，但这并不意味他清夷军军使没有亲兵了，他不但有，还是从羌人、定居在妫州的契丹、奚人（两者统称熟契丹）中通过跳荡营拣拔的佼佼者。
“银鞍契丹直”，这个名字刚刚出现不久，首先就是在妫州出现的，在唐末时分则在整个河北大行其道，这个名字的出现，乌氏兄弟居功至伟。
五代十国时，各节度使拥有银鞍契丹直多少直接决定了战力程度，当然了，眼下大唐还处于强盛时期，银鞍契丹直并没有那么突出，不过与碎叶军一样，从小弓马娴熟的契丹人（奚人）一旦有了充足的武备以及正规的训练，这战力肯定要高出普通骑兵不少。
实际上，孙秀荣的碎叶军就是大号的银鞍契丹直，眼下有三个五千人的营头，可想而知，若是放在五代十国，妥妥的一统河北的料。
但在眼下，大唐的府兵尚没有彻底破坏，募兵也方兴未艾，杰出将领层出不穷，唐军的战力依然在各部之上，想用区区三个营头的碎叶军就指望一统中原只能是痴人说梦。
乌承恩是乌家嫡长子，作为迁到中原的异民族，他们大多知晓自己的生存之道，就像后汉的刘渊，妥妥的满腹经纶，能与王谢之家大谈个三五天不落下风的，但依然没有放弃骑射，作为羌人后裔的乌家也是如此。
乌承恩也出自长安由皇帝直辖的万骑营，又当过皇宫侍卫，算得上天子门生，还进过武学，也算得上文武全才，与其弟乌承玼不同，乌承恩一表人才，虽然年仅四十，却保养的相当不错，玉面长须，配上那一身皇帝钦赐的山文甲，妥妥的儒将之风。
但实际上，乌承恩比乌承玼还狠辣，他是四年前来到妫州担任刺史兼任军使的（全天下除了丰州的郭子仪，也就是他乌承恩有这份殊荣了），刚来时整个妫州只有一万五千户人家，包括汉人以及熟契丹，可四年过去之后，他通过威逼、捉生以及诱惑（吸引幽州、檀州、蓟州等地的熟契丹前来谋生）等手段将丁口上升了一倍。
就凭这份功劳，实际上范阳节度使就应该给他。
但现实是残酷的，他不会胡旋舞，不会装铁憨憨，不会以四十岁的年纪舔着脸称呼二十出头的杨玉环为“母亲”，惹得皇帝龙颜大悦，进而认为此人毫无心机，于是一升再升。
除此之外，他乌承恩管辖的是妫州，临近的辱纥主部、契个部只出产皮毛，并无其它特产，但营州附近却有老山参、大粒珍珠（乌苏里江、鸭绿江特产）、貂皮以及珍贵木材，安禄山有这些东西，便能将前来明察暗访的采访使、处置使、侍御史、笼络得团团转。
如此一来皇帝就更信任安禄山了，因为从下到上都在为安禄山说话。
当然了，这也与当今皇帝本身就是依靠道士、胡人的武力上台的渊源有关，一旦在心中形成印象，对于此时的人来说就很难更改了。
乌承恩倒也想贿赂，他通过山南、山北榷场也赚了不少钱，但与安禄山相比还是差远了，故此，这次在竞争范阳节度使的关键时刻，他自然也起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拿下山北榷场，然后向长安显贵进行重贿的策略。
至于那些与长安显贵有勾连的商户，在乌承恩的眼里依旧如蝼蚁一般，在他看来，显贵们只是接受商户们的干股，平时商户有多少铺子，有多少人手，每年进项多少，生意做到了哪里，他们才懒得管呢。
就算追查起来，由于都被杀了，死无对证，也查无可查。
而光是重贿还不行，若是能拿下塞外两部奚人，自己这范阳节度使便是板上钉钉。
他相信，乌承玼的三千骑无论如何也能抵挡杨守忠的五千骑，而自己三千精锐步军的到来就能将其全歼！
于是，他从妫州城出发时，并没有显得十分焦急的模样，他绝对相信乌承玼的三千骑能够缠住杨守忠的部族骑兵。
如果乌氏兄弟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大唐也不会将其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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