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对回朝主持朝政没有任何兴趣，人家在西京洛阳逍遥快活着呢。
熙宁四年，在朝中跟王安石对掐无果的司马光自请外放，到永兴军军政要务一起抓。范仲淹、庞籍、韩琦这些之前的北宋名臣都有这么一个习惯，如果朝中失势了，那就主动请辞到西北边境抓军事，为国家镇守边关继续发挥余热。
司马光也是这个想法，十几年前跟着庞籍在西北让西夏人打了个大败，这事儿司马光一直没忘，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现在报仇的时候到了。
铆足干劲儿的司马光来到永兴军，看到的却是一片民不聊生的人间疾苦。
随着青苗法保甲法等新法执行，很多基层官员都在强行摊派青苗贷款和保甲政策。放在东南富庶地区，可能也就消化掉了，而西北边区原本土地就贫瘠，很多新法的执行反而害惨了老百姓，永兴军就是其中的重灾区。
青苗法执行前，很多老百姓就处于种一季吃一季勉强再种下一季的边缘状态，虽然没什么积蓄，总归还能吃上饭。青苗法一来，强制贷款，这下好了，原本脆弱的收支平衡被打破，普通农户根本还不上青苗贷的利息钱，纷纷破产，最后成为流民。
保甲法同样弊端频出，要知道永兴军是路一级的行政单位，但要承担国防任务。参与保甲的农民训练之后，很多训练比较好的就直接被抽调走当职业军人去了。可问题是永兴军原本是有一套专门的征兵渠道的，这样一来常规渠道征兵的同时保甲法也在征兵，正常生产的农民越来越少，土地大量荒废。
司马光眼见新法种种弊端，向朝廷上疏，在永兴军境内先暂停青苗法和保甲法。
经过了亲眼所见和实地调研，司马光的这封上疏应当讲是非常客观公正的，新法也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在当时新法推行如火如荼的情况下，神宗和王安石根本就不理会司马光的建议，朝廷下令，主管部门绕开永兴军长官司马光，直接向基层催收青苗钱、督办保甲法。
这下可给司马光惹急了，王安石你欺人太甚，愤怒的司马光上疏一封，身体不适，工作干不了了，要求退休。
退休？退休就退休。司马光的退休很快被朝廷批准，给司马光授了一个西京洛阳的闲职，不用再参与政事了。
不问朝政的司马光如释重负，开始全身心的投入到了自己的老本行编修史书中去。
北宋很多大臣都是兼职作家和编辑，欧阳修就编纂了《新五代史》和《新唐书》，王安石有《三经新义》、《论语解》等着作。在修书这个领域司马光那就要厉害的多了，早在英宗朝，司马光就曾上疏想编纂一部《历代君臣事迹》，得到了英宗的支持。神宗即位后，更是加大了对司马光的支持，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司马光人在开封就把编辑部设在开封，司马光去了洛阳就把编辑部迁到了洛阳。
在《历代君臣事迹》成书一部分后，司马光曾向神宗汇报编纂进度和成果，神宗了解这部史书之后连连称赞并赐名为《资治通鉴》，后来司马光担任翰林学士去搞经筵讲学，很多也是在讲《资治通鉴》的内容。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史书，涵盖了从周朝威烈王（公元前403年）到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一千多年的历史，内容纷繁复杂，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历史真相，司马光要求编辑部的同事们，宁可从繁，绝不可从简。
遇到历史事件有多部史书记录不同的怎么办？先甄别史料，剔除明显错误的史料，其他细节上有出入又无法断定谁对谁错的，全都记录下来，并进行批注。
这是一种非常严谨客观的编修史书的方式，要知道在此之前，历朝历代的史书里面，正史都是根据起居注形成皇帝实录，然后对实录进行编纂形成本纪，本纪加上官员列传，再加上国家的地理志、食货志、礼、乐等内容形成的。野史就全靠修书人的个人信誉，如果作者有史官背景或是学者背景那可信度就高，否则就是纯粹的野鸡史。
出于某些原因，正史不会把所有事件全部记录，比如斧声烛影的那一夜赵家兄弟到底聊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但野史会记录，而且高质量的野史还能得到文物、外国史的佐证，这样的话野史也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正史、野史、笔记、等等综合在一起，《资治通鉴》呈现出了最接近真实的历史，也给后世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记载。很多《资治通鉴》引用的文献后来都毁于战火，但《资治通鉴》因为名气大，价值高，被官方雕版印刷大量发行，使得官方民间都保留了下来，成为中国历史学上的瑰宝。
瑰宝的诞生当然离不开辛勤的汗水，编辑部分别由刘恕、刘攽和范祖禹负责前后若干朝代的史料汇集和草稿的编修。而司马光作为总编辑，承担着最重的任务，就是校对、勘误、定稿。
《资治通鉴》成书后，全书共294卷，300多万字，司马光初版的《资治通鉴》整整占满了洛阳编辑部两间大仓库，里面每一卷、每一册、每一页都凝结着所有编者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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