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昊在西北折腾一通，北宋一众大佬也都跑到西北跟李元昊挨个过了过招，庆历三年李元昊请和之后，西北边境战事结束，范仲淹回朝复命。
范仲淹回到朝中，简直如同天皇巨星站上舞台，名不见经传时上梳刘娥还政给仁宗、率领群臣劝仁宗收回成命保护郭皇后、与吕夷简辩论废后之事当朝首相哑口无言、西北戍边期间与李元昊交手打的有来有回，他不在朝堂的时候，朝堂上全是他的传说，满朝都是他的粉丝。如今他回来，粉丝们愿望实现了。
庆历三年四月，范仲淹任职枢密副使，正式进入宰执，老伙计韩琦也同时就任枢密副使，死对头吕夷简致仕退休。
吕夷简当时已经六十六，年纪太大已经无法处理政务，退休了也好，首相能得善终的不多，墙头草吕大人给范仲淹留下了一出宽广的舞台。
就任枢密副使仅仅四个月后，范仲淹更进一步就任参知政事，迷弟富弼就任枢密副使，好友杜衍任职枢密使而后升任首相，范仲淹在宰执班子的力量日益壮大。当年九月，范仲淹向仁宗上梳《答手诏条陈十事》，正式拉开庆历改革的序幕。
我们这个章的章名叫做“真仁盛世”，但是在真宗仁宗这六十多年里，北宋过的并不太平。真宗死后，北宋官场产生了一大批保守派，先是刘娥执政，后有吕夷简当朝，围绕着两个长期执政者出现了既得利益群体，国家出现了大量土地兼并现象。
与辽夏两国和谈后，原本的岁币增加，朝廷只能把负担摊派下去，民间土地兼并加之税赋增加，激起大量民变，一时间全国各地揭竿而起的义军不停出现，朝廷疲于应付。
要想彻底改变国家面貌，必须整治官场，范仲淹改革的第一条就是整顿吏治，办法很简单：搞绩效考核、废世袭蒙恩。
说来也是感慨，堂堂北宋帝国，官员升迁是不看政绩的，只看资历，论资排辈排到了就能升迁，你执政政绩与升迁没关系。范仲淹直接叫停了这种一刀切的官员选拔方式，并且设计了一套精密的绩效考核法，从此以后个人升迁只看绩效，不再论资排辈。
再有就是世袭蒙恩，家里有先人立了功了受了赏的，达到一定规格可以让子孙直接做官，范仲淹的办法也很简单，诸如此类蒙恩做官的，一律免职，朝廷以后也不再因为蒙恩任命官员。
在仁宗的支持下，范仲淹甩开袖子直接开干，无数尸位素餐履职不力的官员被革职，由于牵涉面太广，富弼都有些看不下去了，劝范仲淹，您这一笔下去大量官员落马轻轻松松，可这背后一家人都要跟着哭啊。
范仲淹不在乎这些，告诉富弼，一家之哭何如一路之哭？
改革的措施一共有十个方面，除了绩效考核和废除蒙恩外，还有细分公田、减轻徭役、加大农业投入等等七个方面，然而还没等其他七个方面大力推行，范仲淹发现改革的阻力已经大到超乎想象了。
有句老话说得好，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改革派里就出了一个猪队友，给范仲淹引来了大量政敌。
这个人叫石介，在国子监任职，也是当时着名的文人，吕夷简退休，范仲淹韩琦富弼先后进入宰执，开始实行改革，同是改革派的石介是大喜过望，写了一篇文章《庆历圣德颂》歌颂时局，看文章的名字就知道是一篇彩虹屁文章，把范仲淹韩琦富弼几个人一顿猛夸，夸人还不够，又把刚刚任职枢密使没多久就被罢相的夏竦给恶心了一把，说夏竦是“大奸”。
这里面恩怨情仇可真是曲折，李元昊请和之后，西北边境平静下来，仁宗原本打算把西北戍边的几个重臣都调回开封，韩琦和范仲淹任枢密副使，老领导夏竦任枢密使。
几个人刚刚动身准备回京赴任，欧阳修坐不住了，联合谏院其他几位谏官弹劾夏竦，说夏竦在西北任职时胆小懦弱贪生怕死，不敢跟西夏正面对抗，直接导致后来几场重要战役失败，连续上几封奏疏弹劾，夏竦顶不住压力主动请辞。
欧阳修这就是典型的对人不对事了，同样在西北戍边，夏竦主持工作确实有安排不当的地方，可韩琦范仲淹也没见得就比夏竦做的好多少，而且除去三大战役打了败仗，其他的一些局部战役宋军也赢了很多次，尤其是到后期李元昊搞的偷袭战骚扰战几乎一次都没奏效过，打了败仗怪一把手，守备做得好却看不到，欧阳修就这样把夏竦给弹劾走了。
要是说仅仅弹劾走了夏竦，夏竦顶不住欧阳修火力认怂，可能改革派还不至于与夏竦树敌。可石介这一篇彩虹屁文章直接把夏竦写成“大奸”，这谁能受得了？夏竦自此与改革派彻底翻脸。
范仲淹看到石介的这篇文章，气的大骂石介胡说八道，欧阳修也骂他自视太高摆不正自己位置，为了挽救改革派的形象，欧阳修做了一篇着名的《朋党论》上梳给了仁宗。
《朋党论》原文实在太长太深奥，我就简单给大家总结一下，欧阳修主要说了这么一个道理：朋党自古即有之，关键在于结党的人是君子还是小人。君子之间结党那叫君子之党是真朋，小人之间结党那叫小人之党是伪朋。只要皇上用君子之朋，摒弃小人之朋，那一定会国家太平天下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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