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遗风断了一脉，行家认为：这样也好，报纸本应该具有独立性。
湖文虎生前，常用老话告诫子女：“疏离zz，不谈zy，在商言商，办报图利。”
湖文虎确实做到这四言真经，他赚了钱，亦名气赫赫。据考，他未获得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官方荣誉。
湖文虎的子女们，是否能做到这点？
众所周知，紧跟zz，报纸和报人都能比较快地出名。
湖文虎的宗旨是图利不图名。长子湖蛟似乎有些图名之嫌。
当然，贴近的动机可能是多方面的：自己不想图名，但要为报纸扬名；出于商业利润方面的考虑；真正受其驱使。
湖蛟主管星马系三家报纸，开始都能恪守父训。
一年后，胡蛟聘请李星可担任《星洲日报》主笔，每日一篇社评——评价时事及星马社会问题。
《星洲日报》将办报宗旨题于报头：“唯一能替华人社会服务，唯一能替华人说话”。
该报鲜明的倾向很受当地华人欢迎，发行量节节上升，成为当地第一大报。
《星洲日报》批评的矛头，不仅仅限于社会底层，有时直指新加坡、马来西亚。
1971年，新加坡发生“五月事件”，湖蛟被政府列入这起政治事件中的嫌疑人，指控他是“来自香江的人员，接受了周息0.1％的贷款港币七百二十万元”、“抨击”等。胡蛟对政府的指控无法提出反驳，《东方太阳报》于5月16日停刊。
不久，《星洲日报》被外人接管。
现在谈谈湖好的儿子湖智东。他主管的是香江英文《虎报》。
因是英文报，影响不了占香江总人口的大多数，而少数洋人读者和华人精英，又不会轻易受其影响。《虎报》谈不谈都无关紧要，读者少，报纸没多少利润。
真正能吃透先父遗训的当属湖仙。香江奉行西方式的言论自由，无论偏向哪一边，宣扬什么都允许存在——只要报刊不触犯法律。
因此，香江办报，风险不如东盟各国大。但是，报纸倾向明显，就可能会被读者认为不客观，势必影响销量。
香江的气候，受内地与湾湾的影响最直接。
因地理等原因，香江尤对内地的气候敏感，有个报人开玩笑道：“打个喷嚏，香江都要感冒3天。”
正因为湖仙做到这一点，星岛集团才有今天这般辉煌的成就。
湖仙生于1932年，家境富裕，又深为湖文虎喜欢，湖仙是含着金钥匙成长的。
湖仙少年时就开始写文章，常去父亲的报馆玩，对报纸并不陌生。
1951年，湖仙进香江圣士提反女校读书，她性格内向娴静，喜欢文学、绘画、工艺品，她的理想是做一名作家或画家。
她熟悉报纸，但并不熟悉报业，也无此兴趣。
如果不是三兄胡好死于空难，香江华文星报的重任，大概不会全压在一个少女柔弱的肩膀上。
有记者问她，在校读书时，是否想过将来要经营星报这样的大企业。
湖仙说：“没有，当时一点都没想到，也没兴趣。但是后来父亲去世了，我一‘跳’下海20多年了，开始时学了几年才摸出一点门道来。”
湖仙受命于危难之中，她接手星报，正是香江星报第二次危机影响未尽之时。
湖文虎之所以能成为华夏的报业大王，很大的原因是处在幕后的林霭民鼎助。
林霭民任星岛日报、晚报社长，权势很大，功勋彪炳，但永远是一个高级打工者。胡久虎是报业王国的绝对君主，俗话说：“伴君如伴虎”，两报社长之位，不是那么好坐的。
孰是孰非，很难判断。反正他们分道扬镳了。1951年，林霭民因“挪用公款炒股”被革职，他去职时带走报馆10余名业务骨干，另创一家《循环日报》。
林霭民与湖文虎20多年的宾主关系一夜断绝，这就是轰动香江报业的“林霭民事件”。
湖仙走马上任，年纪才22岁，她与家族部分成员住在虎豹别墅。嫂子怎么看都不放心，说要陪她去上班。湖仙苦笑道：“你看，经理还是个孩子，要人陪着上班？”
据老报馆的人回忆，那天湖仙很朴素，提个文件袋，像一名普通职员，来到报馆。她沉着冷静，带有一点忧郁。
她没有坐在经理室椅子上，召见各级主管，发号施令。而是去各部门造访，说话很简短，也很实在。
“人真奇怪得很，一个年轻女孩子，几句简单朴实的话，居然使我们想发泄的一肚子气不知道何时溜掉了。我们觉得她虽然嫩，但很实在，她的面部表情告诉人们需要支持，是一个可信赖的人，就这些也就够了。”一位老星报记者回忆道，他接着又说：“当时一些人听了她的话，认为她很有涵养，有城府，好像是一个猜不透的人。”
湖仙为什么这样镇定？是她以先父的办报原则为底气。
她重修的办报宗旨是：“一份能够赚钱的报纸，就是一份好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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