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X年，我二（戴望舒）
二哥我回到香港后，很快就进入了一段饱受折磨的日子。
港英当局投降了，日本人进占香港。《星岛日报》办不下去了，作鸟兽散。文艺界同人纷纷逃出了香港。文艺界抗日协会却让我留在香港。后来我才知道，辗转给我的指示是当时抗日阵线兼中共在南方的负责人潘汉年发出的。
我出狱后才知道，端木蕻良也到内地去了，萧红被单独地扔在了香港。
是的，我说了“出狱后”，也就是说，我又入狱了。
一天，我在理发店里坐着，围着白布，闭着眼睛，享受剪刀对头发根的风吹麦浪感。两个人走进来，说：戴先生，请跟我们走一趟。
我跟着他们走了，跟进了日军的监狱。这是我平生第二次入狱了。当年是作为进步学生在上海被抓进去的，受过毒打。这回是作为文艺界抗日阵线的一员，那就不光是毒打了。他们要我写出香港文艺界抗日阵线人员的名单，要我辨认被他们抓进来的人里面是否有端木蕻良。
我怎么可能为日本侵略者做事呢？再说了，世界上没有比我更不怕死也不怕苦的人了，我已经是死了两回的人了。
日本人对我酷刑相加。时代在往前行进，刑罚比时代走得更快，已经远远超过二十年代那些了。至于具体是什么样的酷刑，我在后来写的《等待（其二）》一诗里有清楚的交代：
你们走了，留下我在这里等，/看血污的铺石上徘徊着鬼影，/饥饿的眼睛凝望着铁栅，/勇敢的胸膛迎着白刃：/耻辱粘着每一颗赤心，/在那里，炽烈地燃烧着悲愤。//……//冢地只两步远近，我知道/安然占六尺黄土，盖六尺青草;/可是这儿也没有什么大不同，/在这阴湿、窒息的窄笼：/做白虱的巢穴，做泔脚缸，/让脚气慢慢延伸到小腹上，/做柔道的呆对手，剑术的靶子，/从口鼻一齐喝水，然后给踩肚子，/膝头压在尖钉上，砖头垫在脚踵上，/听鞭子在皮骨上舞，做飞机在梁上荡……//多少人从此就没有回来，/然而活着的却耐心地等待。//让我在这里等待，/耐心地等你们回来：/做你们的耳目，我曾经生活，/做你们的心，我永远不屈服。
卞之琳老兄后来说，我戴望舒是中国现代诗排名前三的诗人，但我的代表作不是《雨巷》，而是《狱中题壁》、《等待》和《我用残损的手掌》。这是他一家之言。我也希望我的代表作不是《雨巷》，可是好象大多数读者偏偏不这么看。还有不少人认为我的代表作是那些象征主义、现代派色彩浓烈的诗，比如《古神祠前》，或者《我底记忆》。简而言之，望舒信徒或者说戴粉分成了三派，但最后胜出的是我最不愿意其胜出的，即《雨巷》派，包括《示长女》、《过旧居》。我知道，这样的争论也许会一直持续下去，因为人类是分成不同的群的，每个群有它自己的看法或出发点。所幸我写过多种风格和题材的诗，可以让我的信徒们自由选择。
有人说，我的《狱中题壁》并不是真的题在牢房墙壁上的，而是出狱后写的。论据是：日本人怎么可能允许那姓戴的在墙壁上涂鸦呢？
其实，这首诗我当时真的是题在牢房里的墙壁上的。正好那潮湿的牢房里剥落了一小块砖，我就用它题了壁。只是，我被释放时用这块砖划掉了这些壁刻，内容早已烂熟于心，出了监狱就写了下来。
既然说到了这里，我就再发表一下这首叫《狱中题壁》的诗吧：
如果我死在这里，/朋友啊，不要悲伤，/我会永远地生存在你们的心上。/你们之中的一个死了，/在日本占领地的牢里，/他怀着的深深仇恨，/你们应该永远地记忆。/当你们回来，从泥土/掘起他伤损的肢体，/用你们胜利的欢呼，/把他的灵魂高高扬起，/然后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曝着太阳，沐着飘风：/在那暗黑潮湿的土牢，/这曾是他唯一的美梦。
经灵凤使劲的奔走，我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关了两个来月就被放了出来。“只关了这么一点时间”，也成了一些人后来指责我投敌的所谓证据。
虽然只是“这么一点时间”，可是它把我生命的残余的火苗都给扑灭了。有人说：望舒出狱后就象永远在重伤风的状态，非常的衰弱，这可能是导致他英年早逝的原因。其实，对我的健康来说，这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你想想，我寻死了两次，也就是说两次服毒，两次入狱并遭受酷刑，再加上被女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抛弃，那样的心灵创伤，我不早死那才是奇迹。
人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不管怎么说，这话还是有道理的。我的桃花再次开放了。
出狱后没几天，小老板胡好就介绍我认识了杨静。
杨静其实是我的同事，她当时在大同图书印务局任抄写员。这个印务局里进进出出的女士小姐员工不少，我可能没有注意过她，也可能什么时候她曾经让我的眼睛一亮。可是也就是一亮而已。那时候，我是林泉居一个幸福家庭的成员，从不在意满街盛开的女儿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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