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X年，我二（戴望舒）
我想到的有雨巷，有油纸伞，甚至有丁香，更甚至有晶耀的嘴唇。尽管我在后面出的诗集里都删掉了《雨巷》，可是我的心难道真的就没有从雨巷里走出来吗？我不知道，我迷茫，我甚至恨自己，恨死了自己。恨自己的脚或者脑子，怎么就会走不出来。那分明是死胡同一个，一个死亡的，把我带向死亡的胡同，或者说小巷，死小巷。惟独我不去想的，是为什么丽娟会作如此想。我懒得去想。可是我懒得去想这个想法却又重重地震到了我，这是重重的。我为什么会懒得去想呢？这个答案我算是找不到了，因为这种寻找让我的大脑小脑都有裂开的感觉，只要我往这个方向去想，它们就作出了要裂开的暗示。
其实我跟丽娟是有过甜蜜的，婚前有，婚后有，至少在婚后的初期有的。没有甜蜜，女儿又是从哪个石头缝里出来的？甜和蜜，感谢伟大的中华语言，那是一种甜美的粘合，一种分不开来的，你中有我我在你中的存在。
然后我们有了女儿。可是，我的脑子我的心难道真的还在那小巷里淋着雨淋得浑身湿透地等待着那永远不会再回来的油纸伞和丁香和晶耀的嘴唇吗？荒唐。
却好象是真的。真得让人恐怖。让些许恐惧感生生地生出来。
亨利路还是那条亨利路。人还是那个人。一开始还是那两个人。后来大多数时候是一个人。偶尔也有两个人甚至三个人的时候。我再说一遍，亨利路，后来被改名为新乐路，是法租界里一条短短的、却被法国梧桐覆盖着的地上到季节有能踩得咔咔响的枯叶的路，很美，尤其在煤油路灯的光晕里面和外面。
也就是说，婚后初期，我们，我和丽娟每天晚上必走在这条路上，在季节对的时候必踩出那种叶子的碎裂声来，尤其是煤油路灯打出光晕的夜晚时分。后来，我们偶尔也这么走着，甚至多了一个小生物伴随。但更多的时候，越来越多的时候，是我一个人在那里走，尤其在煤油路灯的光晕内外，从光晕里到光晕外再到光晕里。
我的解释是，我在构思，因为我是诗人。
婚后，我写了一首难得比较长的诗，专门就是送给丽娟的。这首诗原来叫《眼之魔法》，后来易名为《眼》。我在诗里这么写道：
我是从天上奔流到海，/从海奔流到天上的江河，/我是你每一条动脉，/每一条静脉，/每一个微血管中的血液，/我是你的睫毛/（它们也同样在你的/眼睛的镜子里顾影）/是的，你的睫毛，你的睫毛//在你的眼睛的微光下/迢遥的潮汐升涨：/玉的珠贝，/青铜的海藻…/千万尾飞鱼的翅，/剪碎分而复合的/顽强的渊深的水。
这首诗后来发表在《新诗》第二期上。
有评论家说，戴望舒借着写情，在这首诗里探讨人生，特别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说，说我是打着写情的幌子在卖人生的狗肉。我要哈哈了。什么叫借着写情？不过好歹还是认识到或者说承认我是在写情的。至于人生什么的，或许有，或许甚至很多，但是我偏不解释。
《新诗》月刊一共发出了八十多个人的诗作或者诗译作。其中不乏我的。其中有一首特别短的，却是我的心爱之一，叫《我思想》：
我思想，故我是蝴蝶……/万年后小花的轻呼，/透过无梦无醒的云雾，/来震撼我斑斓的彩翼。
要说思考人生。这就是思考人生。我的思考，我的和其他人的人生。我认同一个评论家的评语，说是这首诗写出了一个“寻梦者”的心态......使我们看到了他那不甘寂寞，沉沦的灵魂的闪光。不甘沉沦，沉沦。我又要哈哈了。如果我有眼泪，我会哈哈出水来的。
所谓世事无常，说的首先就是那个年代。
七七之后，有了八一三。简单地说，鬼子进来了。日本人进了上海了。
于是，一切都变了。文人之都上海，在那时整个地在脱胎换骨。上海的文人只有两条路可走，一个是走，一个是留。走的，有的听说是投共，去了延安，有的听说是投国，去了重庆，有的听说是直接到前线抗日去了。留的，也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当汉奸，或者汉奸文人，第二条是当无聊文人，写写风花雪月，写写四马路风月场之类的。还有第二条半的路，便是指着鸡说是鸭子，指着猪说是鸡。
《新诗》也办不下去了，因为编委们大多已经走了。我暂时没走。我虽说不那么左，但却也不能说右，我只是诗人。我参加过左联的成立大会，后来却挨了左联一些人的骂，退了出去。不管左右吧，国家我总是爱的，而且爱得很深。
于是我想做一件指着猪说是鸡的事情。我编写了一本叫《现代土耳其政治》的书，依据的“蓝本”是奥地利学者诺贝特·德·比肖甫写的《土耳其在世界中》。不是翻译，顶多可以说是编译。叫编写更对。我在书里说：“土耳其之引起我们之研究的兴趣，实在是因为它和我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土地之丧失，经济和文化的落后，内政的腐败，外交的庸弱，帝国主义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侵略，种种国权的丧失，还有不平等条约的缔结等等，都是土耳其曾经有过而我们也有着的历史的污点。”我还借口赞扬土耳其民众的觉醒，呼吁中国同胞：“与其受人宰割，不如起来拼一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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