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见深乐了，哦，刘健反驳我！
这样也挺好。
李芳、方义不说了。李东阳虽然是神童，但年纪与自己相仿，已经完全被自己折服，完全像是自己的学生。
酆化雨故作神秘，正经话都没两句，更不用说反驳。
王恕、马文升跟自己已经半师半友——自己也在向两位学习四书五经，了解诗词歌赋和科举制文。
但毕竟是外臣，有成熟稳重，懂得人情世故，一般情况下不会反驳自己。
现在刘健挺身而出，毫不迟疑地对自己展开了反驳，对于自己而言，其实是件好事，免得自己觉得是命运之子，天眷之人，很牛笔，在自得中迷失自我。
如果这次能说出一番道理来，让他心服口服，那么这一位大才，应该会能入縠，真正成为自己的班底。
“希贤先生，请听我细说。”
朱见深缓缓说道。
“教化地方、弘扬正气、承宣流播，这确实是太祖皇帝和朝廷对缙绅贡举的要求。但实际情况如何，我们一一分析。太祖皇帝设定里甲和粮长制，其本质在于用地方良民以治民，达到‘富者保其富，穷者全其生’的目标。”
“田多粮多，只要不成豪强，朝廷并不抑制，但是田多粮多，责任也就重了。里甲和粮长，一从政治，二从经济，朝廷对农村得以掌控。大明以农为本，掌控了农村，就掌握了田地，进而掌握了基本的资源。”
“通过里甲和粮长制，大明应收的赋税，十有七八进了国库。而地方青壮民力，轮流应徭役，转运粮草物资，井然有序，尚在负担之内。”
“所以洪武永乐年间，人丁不盛，田地不丰，依然能支撑北伐、南征，胜于现在，胜在何处？胜在对地方民力物力的调用能力，也是所谓国力之一。我称之为动员能力。”
“但是动员能力不是敲骨吸髓，不是涸泽而渔！请大家务必记住这点。”
众人缓缓地点点头。
“而今科制大行，缙绅贡举崛起。他们学习圣贤道理，肩负济世安民责任，朝野上下对其期望甚高。可是他们做得如何？进为官，手握权柄，退为绅，尽纳田地。享尽优免，却得寸进尺，想方设法地逃税免役。”
“济世安民，尽在嘴巴和笔墨上。纳献优免，全落在实处。”
朱见深的话刚落音，刘健脸色一变，他想说话又有些迟疑，转头看了看王恕和马文升，发现两人若有所思，心头一动，陷入了沉思。
“诸位，我刚才说了这么多里甲粮长制与缙绅贡举崛起，其实千言万语，只有一个根本论点。里甲粮长制可能有诸多不好，但至少确保了大明赋税徭役体制的正常运作。缙绅贡举兴起，却恰恰相反，破坏了大明赋税徭役体制的正常运作。”
朱见深的话让刘健的脸色更加难看，也让他想得更多——这是一个更加严重的抨击。
想了想，刘健还是提出了自己的疑惑。
“殿下，你言过其实了吗？投献缙绅贡举，真有这样的危害？”
他还是太年轻，觉得读书人，尤其是科甲正途出身的士人，都是知大义、明天理的贤良之辈。要是出来再多看看，就会明白，四书五经，只是那些人谋取钱财权势的工具而已。气节义理，是用来约束别人的桎梏。
朱见深看着刘健，并没有如旁人所想的那样生气，而是转向王恕和马文升。
“石渠、约斋先生，还记得我跟两位聊得官府之根本吗？”
“记得，公与平。”王恕答道，然后向刘健简略地解释了一番。
刘健听得神情凝重起来，他有些明白朱见深话里的深意。
“官府的根本是公与平，维持它正常运作的基础是赋税徭役，也就是天下的民力物力。”
朱见深又开始说道。
“往年，里甲粮长虽然可以利用征派赋税的权利从中渔利，但是也要承担税粮不足时垫赔的风险；可以凭借自己的职位管理和支配民众，但当本里内出现违法乱纪的游民逸夫时，他们也需要承担管理不善的连带责任。”
“权利和责任相匹配，所以里甲粮长制度再有瑕疵，也能维持着大明赋税徭役体系的运作。可是现在呢？”
朱见深高声反问了一句，众人默不作声。
“里甲粮长日渐崩坏，官绅贡举崛起，成为地方实际主事者。偏偏这些人，多粮多丁，却优免徭役，逃税免役。只收割利益，却不承担责任。官府运作的沉重负担，全压在了少粮少丁的百姓。”
“‘多粮多丁者重役，少粮少丁者轻役’是国朝赋税徭役体系的根本原则，却被缙绅贡举破坏，进而崩坏。赋税徭役体系崩溃，朝廷无法调用天下的民力物力，一方面疲于应付，一方面只能对少粮少丁者敲骨吸髓，进而引发大乱。”
“所以说国朝崩坏，缙绅贡举不是根源，他们逃税免疫才是根源！因为他们不仅把持权柄，还垄断财富，与朝廷官府分享赋税，却不愿承担徭役等责任。偏偏又有一群文人名士为其摇旗呐喊，粉饰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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