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的人比较本分，老实做人，理性做事，不与人争三分田地，守着自家的那盏油灯过日子。无论外界发生什么变故，还是会从一惊一乍中回到现实。遵循守则，小心翼翼的过着自己的生活。明明知道把城里的违禁品倒腾出去，再送到西山那边就能赚个大钱，但这样的空子不能钻，有一天出了事，孩子老婆一大堆，咋办？你以为那些灰鬼呢！更多的人是把占领者看作是改朝换代的事对待，谁来了都一样。百姓么，只为生活。于是，那些有意败坏民俗的外来者，为了那么一点点见不得人的利益，偷走了当地人忠厚行事的底线，留下一个个黑洞。
有人说社会的伤风在于性，国家的衰败在于思想，想想，一点也不假，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如何走？确实是治国理政的基础。如是，一个社会就不能缺失独立的公共媒体的你讲我讲，有一个平台，讲的多了，就有认知，慢慢的达成共识，再往后，就形成了免疫。只有免疫了的肌体，才能称得上健康的活着。但任何事情不可能一劳永逸或一成不变，变是自然行走的规律，或新生，或枯萎，如人，从自然中来，再回到自然中去。如官，从民众中来，再回到民众中去。从“方”走向“圆”是人类的一个格局。礼仪，人格，尊严，县城的人虽不及如此，但诚实地活着，不投机，不钻营，仅此。
西山下来的匪，绑票戏谑称“请财神”。乡下的财主给请完了，也没得再请了；再请，就成了阶下囚，如是那样，就不人道了。这和打家劫舍劫富济贫的初衷背道而驰，于是，一个富庶的古镇开始了梦魇般的缠扰。
后来，这样的事发生的多了，坊间的麻木就顺其自然。不再惊疑，悚然，发生了，街坊邻居见面时打个招呼，张口一提，谁家又给绑票了的什么。不是自家的事，说的远不如平常家长里短的那么上心，传播的热度仅限于一个响午的空余，过后说着说着就云淡风轻了。
有心人留意，这绑票多和话长的人有关联。女人嘛，做个针线活儿，在清闲散淡间，拿个马扎，往自家的街门口一坐，一来省的呆在家里闷得慌，二来清风凉稍看看大街和左邻右舍的说说话，这一天就不知不觉的过去了。假如有个过路的人问个话或打听个事，也不见外，问啥说啥。要是身边还有个孩子，过路人再略施小惠，一兴奋，把别人家的事连帮带底全端了出去。
镇上的临街女人是出了名的贤惠，天生的一副热心肠。不知因自个儿的嘴快，无意中给别人家平添了些许隐患，不出几天，那家人准有事。有时候也因多说了三五句，那家人的福报就来了。事事难料，因说话引起的意外，不是一个小心就能预料到的祸福。
史家被绑票的证实，那段时间，镇上陷入“洛阳纸贵”的惶恐。
每当夜幕降临，镇间的商铺打烊后，街边凸显清冷人稀。出门晚归的生意人，走一段路，不免左顾右盼些，继而回头看看，疑似有人尾随与否。
当年山西主政的阎锡山在日本留洋时，回国绕经汉城，正值官员下朝，见阎西装革履，误以为日本人，怯从心底陡起，不得不小心翼翼的贴墙行走。时不时还回头窥望一眼，如鼠畏之猫也。此状，晚间镇上归家的有钱人犹似。
镇上沦陷日久，匪的绑票出入镇间平常，踩盘、跟踪、绑票，后有好事者秉告警局，一查，遭劫绑票者竟无一人为日本商人。不觉疑窦顿生，又无从入手；同僚告戒，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样的绑票有几桩能够大功告破？一言以蔽之，保全自己，莫管，走走样子即可，有心照不宣之意。
随着岁月的消磨，人的疲踏日甚，再一想，反正不是自家的人被绑票，一度颇为紧张的心境便释然了。
从史家绸布庄掌柜被绑票事端的引发，一个六百至八百大洋请财神的行情约定俗成，其价可在镇上或县城购得两处四合院的买卖成交一样。为了一家之主的那条命，不得不破财免灾，求个平安。
事后，有人闲话，西山下来的匪很仁义，虽狠却从不撕票。这一点，做匪的就不容易，但逢家里有粮三五斗，也不愿跟着起事落匪。
每一个人都想活着，何况一群人，为了生存，绑票理为慈善，只是换了一种捐的手法。
社会兴衰无常，历史就是一个循环。今天你落草为寇称霸，你就是山大王，一切游戏法则由你产生，正确与否，都是一句戏言，走着走着就是一个轮回。何况几千年的匪事，都是这么过来的，谓之风水轮流转。商家的被绑，每年总有那么几起发生，且极有规律似的。旧时的匪打劫，特别张扬，唯恐天下不识君，虽为匪，也有朴素的一面。现代的匪打劫，既不敢声张，也不愿留名，跟做贼似的，本来就是些没穿底裤的无赖，却装，不敢言明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面对绑票的心悸如影随形，朱先生才出此下策，挂了一幅镇栈之宝，以风水的手法，自保罢了。
这一天，林涵来了，在账房间，发现了些变化，问：“谁的大作？”
陆得祥说：“朱先生的。”
认识朱先生有些个年头，但无深交，和认识依格、沈牧融属一个类别，见面礼仪而已。因是得祥的关系，也不便走得太近。除了依格照顾一下生意，进一步，也是几人吃个便饭，不论厚薄，看似氛围入了这个圈子，心却还在外游走。和商人交友，言谈说事，总觉得少些什么；远不及和电厂机厂的同事交往，心里坦荡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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