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之间，悄没声响的。镇子的易主，护家的狗跑了，闯入的狼进栅，一样的荷枪实弹。这样的“换防”实在是一桩丑闻，好在山川依旧。这个时候，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有关思想的认知，有贤达测算过，县城与白水镇之间的原住民相对事物的理解和认同，白水镇的人们要略逊一些。此理的争执，民间已有些个年头，言者的有意无意间总在话里。
这是一个伪命题，白水镇的人说。如同城里人和乡下人，又山里人的一样，哪个更精明，哪个更狡黠，还真不好说。
城里人的失策，一说道，也不算少，想省钱处处花大钱。乡下人的算计，爱玩个小心眼，还没生意，眼睛就盯着杆秤儿转悠。一玩笑，都是小人的心态。没什么你高我低的资本，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历史就是在这一瞬间被人书写的。不要以为穿上长衫就是绅士，下地锄田的披上一件也称是。成事的，却恰恰是后者。这就是帝制的朝代，一个自称“龙的传人”的社会。
日本人的来是个野心。有人南下，有人北上，又有人坐以论道，各一。弹指一挥间。就是这一挥间，注定了历史的走向和随意。
往南的，这是政府与民的主流，抗战的大后方，蓄势和逃生，以为安全；往北的，非主流，又是被国民政府改编了的，那个头顶上的帽徽，就是易帜的选择，说是抗日，以为危险。再危险也敌不过自家人的算计，跳出来是个智慧。徽，一种象征，戴与不戴是个原则问题。戴了，就不是我了。就像旗帜，换了颜色，就是易的开始，不管真易假易。有关易的结局，就像说书人的下回分解，不到挑帘的时候，人的面目是分不清的，分清了，戏也该散场了。
老子有一句话非常经典，“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意思再明白不过，祸与福的依附转换，一走过便知分晓了。
往南或往北，只是一个地理上出门选择的概念。日本人要打过来了，寻一个安全的地方出去避一避，或是就近找一村落躲一躲，尤以家有独苗男孩，更不能有个闪失。出了事，家的香火就断了，当然还有生意上的照料。说放下就放下，两难境地。无论是哪一种选择，都是一个人的本能。当然也有执意的，一城的人，不可能都走了，人云亦云。何况，走到哪儿是个头。听天由命，这是更多人的无奈。
县城与白水镇的人，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对人的大度。这个大度不在历史的过往，或过往委于强势的左右，而是在历史的当下。在日复一日的岁月里，不与人争，为自然延续，只讨得自家的那些生活。当地的人说，这才叫大度。如是这样，谁来主宰他们的命运，都是没有意义的。
县城与镇上的人，只有世俗，无以远大，倘若有，也是人性的深度。
陆得祥在家里只住了一宿，就匆匆回到白水镇。老太太说，多呆两天，你看这架势，还是留在家里的好。得祥说，得去“论道”呢。老太太自然不明白，这个时候，还有人买房置地琢磨生意，不是钱烧的，就是脑子进水出了问题。
这样的事，非老太太一人所看法。龙走蛇窜，这就是县城与白水镇人经事之间的不同。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区域文化。而且这种活法和文化，都是从漫长的岁月里沉淀下来的。
沈家西药房的开业，依格的立意，在这件事上不准备搞得那么声张。只想开门迎客，预备几个红包给进门的人，图个吉庆就是了。
西药房开张前的事情比较多，杂七杂八的。对铺面进行简单的装修很有必要，这件事马虎不得。请来木匠铺的师傅一合计，吊一个顶，木的，属于那种传统的榫卯结构。这样的形式，只有庙宇和殿堂才有的。四合院的民居，无以走了多少年代，打的仰层也只是裱了几层麻纸。铺面的围墙又走了一圈儿，门及窗配套合一。柜台和货架用的是本地榆。木的纹路很清晰，材质虽然强劲大一些，但放的年久，又薰烤得法，多是嫁妆衣柜的好料，尤以做货架很是别致。一看就比较讲究，连挂的招牌也一并委托制作了。
这些事情，陆得祥每天都盯得很紧，不敢有一丝的懈怠，还得时不时招呼好做工的师傅们。手艺人的短，无意间得罪了，做出的活，现时没得说，过上几年，破绽就露了出来。有时候，就一个卯眼和榫头的多一凿或少一斧，看似无关紧要，学问大了去了。
这就像一个社会，最初走的还可以，人模狗样的，但走着走着就不是个枣了，出了贼相。为什么？多一和少一的关系。多了对民的限制，少了对官的监督。所以说，不管人或是社会，做人谋事得把心放在正中，也就是汉字讲的诚字。人与自然的善待，社会就和顺了。
还有一件事，陆得祥提示，开张前得去拜会一下镇上的头面人物。社会一方权与势形成的进镇之礼。这件事让沈小姐还是比较犯愁，权衡着拜与不拜的利害得失，毕竟是以沈家名义开办的西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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