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两大排场事。一曰婚，热闹是为自己，得一祝福；二曰丧，排场是为别人，讨一口碑。除此之外，局外人的关注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陈家的丧事无疑是一个关注点，一方名医嘛。当年老太爷走时，也是挺铺排的。从陈安甫倒头的那一刻起，陈家的热闹就开始了。
灵堂就设在堂屋，在庭院又搭起了帆布篷。是为人们有个遮风挡雨和挂挽幛用的，也是灵堂的空间延阔。二宅念经的地方选在二门道，又在西院的空地上搭起一个小棚，借来茶炉，垒起灶台，摆上面案，来的人多，这些都得提前准备着。原先靠南屋小院独屋的厨房闲下来，专做供品和家人膳用。
陈安甫的棺木是早已备好的，存放在自家西院紧邻碾房的一间闲屋内，一同放置的还有一些杂物。
在边城的四合院内，不少的碾房或闲屋大多会搁置一棺木，俗称寿材。这些都是房东的备物，是为了上岁数的老人准备的。这一民俗不知从何时兴起。据说，为老人备寿材是为讨一老喜的吉利，也有的是为了冲喜，目的不过就是增寿罢了。
丧事的隆重显然没有早先老太爷死时的轰动，却也借了老太爷及陈安甫的知名和陈家仪的魅力走的风风光光的。还好，来帮忙的都是些族人，亲朋好友，熟人熟脸的，丧事的流程比较顺当，从穿衣、入殓、支棂、到发丧，无一闪失。只是在启程的时候略显得沉重些，出不了街门，一时，众人有些慌乱。陈老太太的几句重话让陈安甫松了手，棺木顿时轻了许多。不免有人戏言，陈安甫在最后的一走还给家人出了道难题，算是考核。
走的那一天，天下着小雨，且淅淅沥沥的下了三天。在边城人的记忆里，这雨，很少有过。有人言说，陈先生的走是感动了上苍为其送行的。
挽祭、吊丧、送殡的人，出殓的那一天，满街满巷，如潮。
七天以后，陈安甫的棺木被安葬在故乡的山岗上。祖坟——一处居山俯水、理想的风水之地。
此后，陈安甫从人们的视线中淡出。曾经在泥土上行走的一介先生，坊间的记忆碎片渐行渐远。
陈先生的存在意识除了有着骨血之缘的触景生情，在家族的祠堂上又多了一块传统的牌位，祭祀的奢求仅是一炷香和几张麻纸而已，如神。除此之外，少有人能记得了。
邻里的闲叙，偶然间的提一笔，也是不经意的说起，转手就忘却了。
人的生死，走的只是一个过程。“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是《道德经》说的。相信往生，不过就是一个传说。如《古兰经》之意，幸福不在这一辈子，那它一定在下一辈子。下一辈子在哪？只是念想。人就活在念想中。只要有了念想，人的奔头和希冀就有了指望。天堂和地狱就是一个人心念的寓言。
古人有曰，盖棺论定。慢慢想来，人死了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实属很难，难到不可能有一个正确的说法。何况，一个大历史的大叙述，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图谱的错置，多有向壁虚构。
历史是由细节说话的，也是由细节写成的，缺了细节这一章，历史就变成王法的奴隶和戏说。在这样的背景下，舍去了细节，还能定论吗？
所谓的定论，寇王与草民之间，一个扮演着“成着王侯，败者贼”的角色，一个因活着所累的凡夫俗子而已。经过了同一温床掉下来的生命，裹着布片沾着屎和尿，那个小东西任意摇来摆去，当然，也有半数不摆的。正是这不摆的，平衡着人类的加减，既生善，也生恶，得失兼之。
在一个民主而尊严的社会里，任何人都无权评价他人，只有他自己。不管活着，还是故去。反之，天下都是先知先觉者。
陈安甫安于平静。最后的走，既无定论，也无故土堆前的那一纸祭文，更无碑及铭文，人本如此。当然，可以假设一下，如果当由大唐的王缙这样的大家撰写一篇墓志或碑文，也不是不可以的，可惜这样的大家远矣。
给死者下定论，无论是官家，还是民间，完全是现实架构下荒谬的善意填词。如果被官府冤死了，换了时间，重新认定，更是荒唐一举。这个时代的“正确”让你消失了，换了下个时代予以“纠错”，你的名字又复活了。官家的盖棺论定不过是台面上表演的一篇戏文，一种伪说。世上皆无定论，每天都是一个开始。
再评说，缺了对原罪的深层反思和起诉，无疑是八卦。
定论是无法写在黑白纸笺的，只停留在人的灵魂认知。而这一认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说有定论，也应是生者人人平等，死者亦然，缺了前提，什么都不是。
陈安甫的死，只是做了上帝的一粒麦子。在陈家的眼里，陈安甫依然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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