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来临，来的也不是时候。原以为看到了一线曙光，没想到犹如十月怀胎的孕妇，没有足月就跑了出来。先天性的缺失，不夭折，也是一个营养不良、弱不禁风的病孩子。风一吹，就得找人帮扶，倘若碰到一个乘人之危的伪君子，坐以待毙就只能靠扳着指头计算时日了。
天下盼良医已是一个趋势。无奈所谓的良医不过是多啃了些外国人嚼过的馒头和在病态社会的体内敢于多残留些垃圾而已。
这是一个身染疾病的社会。不仅身患伤寒，还有心理疾病。对于伤寒，借助西医是没有什么特效药的。只有中医，对症下药才能慢慢痊愈。而心理疾病是没有多少办法能够医好，只有靠自我康复。因为人生守不住淡泊，无以“致虚极，守静笃”。
那些自以为能够医好社会病理的庸医，本身就有心理疾病。他们开出的良方，也许只有当他们自己走进坟墓化为一抔黄土的时候，那时，再验证这些良方，已经没有什么新鲜的意义了，最多是对历史尘封的一个案例解剖。
有一种病叫癫痫。是俗人时犯时好的暂时性大脑机能紊乱的病症，民间称羊角风。癫痫病又有大小之分。大癫痫一旦发病很容易诊断，小癫痫的发病就不那么容易确诊了。发病的状态，眼睛仅仅是对外界人或物的一时发呆直视，继而有左顾右盼之嫌；大脑紊乱只是瞬间发生的事，一倏而过，一般不易被人察觉。俗人偶有此症，无关紧要，并不影响自身的能力和健康。倘若一国之君或帝王们犯有此病，易导致治国理政上的失误，灾难就会降临到这个国家百姓的头上，甚至是世界性的。只有等灾难过后，尘埃落定，人们在反思历史的过程中才会发现，原来这些帝王们大多犯有一时性小癫痫的病症。
回想把一个国家狂热地引入灾难的境地也就不足为奇了。可悲的是，天下的人有时也跟着犯病。那些不愿犯病的人，人生的磨难和回归自然的悲剧就不得不先走一步了。
回首现实，眼瞅着消失的岁月，边城县府衙门里的官员们就像走马灯似的易新。在陈安甫的眼里，春天的宁静和秋日的燥热一样，全都显得杂乱无章。
有几日，陈安甫走出街门，总想把那株意识里说不清是祥兆还是灾难的桑树移走或让它自然消失，心慈手软的他，最终也没有举起一脉定乾坤般的手。
那一早起来，陈安甫猛然醒悟，四合院种植树木不吉利的说法，其实源于汉字的一个困字。四合院形象汉字的大口，大口代表城廓，城廓藏木为困字，人居困地，焉能安福?但在边城的一些深宅大院也有人在偏院或后院种上些葡萄、杏树、果树、苹果树之类的，尢以种葡萄树的居多，到也无妨无事。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陈安甫的感觉很不好。他是行医之人，心里特明白。失子、官司、姑爷的离家出走，这些家事不能说与心疾无关。人未老，心却死矣。像燃尽的油灯，只剩下最后的一星儿火苗，只要风一吹，灯就灭了。坐在堂屋前，常常恍如听到民间郎中对着站在病榻旁的家人嘱托的那句判言：油尽灯枯，准备后事吧。莫非自己的生命真的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他不敢再想。
陈安甫记得，陆谦和与人合股开煤窑，他原本是不同意的，谁知却投了赞同票。想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开煤窑是个很赚钱的营生，可陈安甫不懂，他只晓得医道上的望闻问切。虽然民间有医圣给太后、公主挂线切脉的传言，但自愧弗如。他只能靠自己的三根指头吃饭，因此，更无缘把脉出煤的沉浮。等到水到渠成的时候，他才隐隐意识到要出什么事情，后来果真出了事情。
陈安甫很懊悔，也很悲凉，后悔不该让陆谦和合股搞什么煤的生意，毕竟是和石头打交道的危险事。虽说事出有因，窑主的出逃，却让陆谦和成了替罪羔羊。也许这就是命。陆谦和的命里有一劫。
不得已，陈安甫只好托人打点，见庙磕头。他知道，不打点不行，既便先吃些亏，也不知事情能否过去。后来还是陈家仪托曾文贤出面将此事了结。还好，警局的人比较通情达理，又喜欢食人间烟火，只要给足了面子，事情也就过去了。
没过多久，陆谦和给保释出来。官府只是做了做样子，毕竟是死了人的事，得对活着的人有一个交待。
走出局子的陆谦和，没有踏进老丈人家的门槛儿，他无颜面对曾经发生的一切。托人带回一句话，请保重，他走了。寥寥数字，仅一语，就把陈安甫和家仪的努力给打发了。这让陈安甫很感意外，静下来，细想，陆谦和也是一个有血性的男儿，出去散散心也好，谁知，一晃就是几年。
后来，陈安甫的耳朵渐渐得悉国民政府文明监狱里的黑暗。他明白，在监狱，牢头的独大，看守的通吃和暗算，即吃里又吃外。而法院判决的依据，拟犯人的口供和警局的说词各执一半。文明监狱里的文明，除了刑讯逼供，还有那些看似坐有坐姿、站有站相和对生理的限制及糟糕的伙食，一个还没等判决书下来就已是暗伏疾病缠身的废人了。在走出这一文明监狱囚禁时，多为闭口缄言，仇恨、羞辱、无奈将伴随其一生。真正的反抗者，恐怕是生命的提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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