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的理论不够严密，存在许多肤浅和自相矛盾的地方。道教的创教理论来自众多源头，不免存在问题。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真正的道经就这么几本，僧人很容易熟悉和掌握，但是佛经就太多了，你全身心投入进去还不一定能搞清楚。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道家立论，僧人很容易发难；佛家立论，道家往往搞不懂是什么意思，更不用说去辩论了。佛教传入中国不久，就显示出了佛教在理论上的强大。晋代和南北朝时，僧人不断谴责道教窃取了佛教的经书，这是事实。而道教就是以这种方式学佛的。
《道藏》中有些经明显抄自佛经。有的教义都是采用佛教概念以及术语的。唐代的几部道书：《道体论》、《玄珠录》、《玄真子》等，直接用佛教的方法来解说道教的教义。如说，道生一切，那么万物是道非道？《道体论》解释说：“即是即非，即非即是。”问道与物是同是异？回答是“常同常异。”
历代佛道发生过很多次辩论，一般都是道家败北，除非当权者要打压佛教。而打压佛教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经济，因为寺院经济不纳税，影响了政府财政收入。到了唐朝的时候，因为李渊认了老子做祖宗，所以极力扶持道家。
唐太宗直接下旨，把道教置于佛教之前。僧人智实不服，上表抗争：
“老君垂范，治国治家，所佩服章，初无改易，不立观宇，不领门人，处柱下以全真，隐龙德而养性。今道士等不遵其法，所着冠服并是黄巾之徒，实非老子之裔。行三张之鬼术，弃五千之玄言，反同张陵，谩行章醮，从汉以来，常以鬼道化于浮俗，托老君之后，即是左道之苗，若在僧尼之上，诚恐国家同流，有损国化……”
太宗览表，壮其志为教，遣宰相岑文本论旨遣之。实固执不奉诏。帝震怒，杖实于朝堂，民其服，流之岭表而卒。初，实得罪，有讥其不量进退者。实曰：“吾固知已行之诏不可易，所以争者，欲后世知大唐有僧耳!”闻者莫不叹惜。
高宗是信佛的，受了菩萨戒，又建慈恩寺，为文德皇后，追崇冥福。高宗在位时，经常召集僧道辩论，每次辩论的结果都是道士失败，佛教胜利。他们辩论的方法，双方设有论师的座位，由双方代表，代表他的本教，升上论师座，或者道士竖立一题，由佛教出来难他，或者佛教的代表出一题目，由道教的代表出来论难，如此互相论义，而且要答辩得快，答不出来就算输一次。有些谈理的方面颇为精彩，有的互相嘲笑讥讽，近乎谩骂，而且毫无义理，就是要有话说，说得对方答不上话来，有时讥嘲对方可笑的地方，皇帝也抚掌大笑出声。
9月19慈恩寺法会，有机会还是去看一看。
薛仁贵在营地见慧立法师一个人离开，唐志没有出来相送，有点好奇。他在皇宫见过慧立，在和道教辩论的时候慧立是主论师，相当了不起的。
薛仁贵找到唐志，“九郎，刚才慧立法师找你有什么事？”
“哦，9月19慈恩寺开法会，佛道两家辨论，他想邀请我参加。”
“哦？你还懂佛法？”
“略知一二。”
“你那形意门是道家的路数，你怎么又跟佛家扯上关系了？”
“我是兼通百家，学贯中西。”
“去你的吧！不吹牛你会死？”
两人哈哈大笑。这段时间大家在一起相处融洽，薛仁贵也发现唐志这个人性情平和，淡泊名利，不抢不争，而且很能吃苦，由此带动一大帮少爷兵都不敢炸刺，这让他刮目相看。薛仁贵也知道，唐志还有很多事情，御林军只是其中之一，所以不存在跟自己争夺领导权的问题。
薛仁贵问：“再过1个月战阵训练就要结束，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唐志道：“我想搞一个野战拉练。俗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咱们练了这么久的兵，到底怎么还要到实战中检阅。今年冬天我想把部队拉出去，从长安到湟河谷地，边行军边训练边演习，安营扎寨、夜间行军、夜袭、抢占高地、辎重运输……所有科目都要按实战来，这样才能发现问题，我们的战士才能尽快成长。”
薛仁贵见唐志搞出这样一个花样来，目瞪口呆，一般军营最多就是会操，这位还要把部队拉出去，就像实战一样，那得花钱多少钱？
他忧虑道：“马上冬天就要来了，就这样拉出去将士受得了吗？还有，为什么要去河湟之地？”
“现在棉花已经丰收，纺织厂和服装厂会尽快造一些棉衣、棉裤、棉被出来，还有棉甲，咱们人不多，冬装完全可以解决。我的藏地高原战略你看了？咱们往河湟谷地行军，将来有机会到青海去溜溜，就是先熟悉道路，适应高原缺氧环境，将来我们很有可能跟吐蕃在青海干一架。”
薛仁贵看着青藏高原的地图久久不语，青藏高原是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按照唐九郎的说法这里缺氧，大雪封山，常常有冰雹和雪崩，部队战斗力下降很快，特别要多加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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