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因为血脉不纯，对于少数民族非常友好。武德九年（626年）九月，即位伊始的唐太宗说：“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贞观元年（627年），又说：“朕以天下为家。”贞观十八年（644年），又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这些东西非常高大上，得到当世和后世的一致好评，唐太宗这样干主要是因为好大喜功，因为他对少数民族的怀柔政策，那些部落就送给他一个称号——天可汗。
唐太宗拒绝魏征，听从温彦博的意见，保全突厥的部落，迁到黄河以南，保留游牧的习俗。不仅如此，还给突厥优厚的待遇，达到变态的程度。例如，他把突厥部落完整地迁到内地，给大量的财物、封官，居然占到中央五品以上官员的一半。
凉州都督李大亮看不下去了，上奏说：“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于根本，以厚枝附，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
唐太宗还是不听。
九年后，唐太宗出城去九成宫，路上，突厥贵族阿史那社率（被封为中郎将），发动叛乱，趁夜偷袭唐太宗的营帐。唐太宗这才醒悟，后悔地对侍臣说：“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纳魏征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
唐太宗虽然后悔了，迁移突厥到河北，但仍然没有解决根本：“立李思摩为乙弥泥熟俟利苾可汗，以主之。”也就是说，还是保全突厥的部落，以突厥首领来领导，甚至恢复了突厥的可汗称号，成为半独立的国家。
因为唐太宗是一座丰碑，后来唐高宗理所当然延续了这个政策。结果，公元682年，另一个突厥贵族骨咄禄又反叛，建立东突厥后汗国，完全独立，重新成为中国的大患。唐朝在蒙古高原的统治，迅速崩溃。此后中国再也没有统治过蒙古高原。蒙古高原继续成为胡人侵华的阵地。
到了唐玄宗这里就更过分了，他大量招收胡人参军，任为高级将领，随同安禄山发动叛乱的15万军队，就是来自同罗、奚、契丹、室韦、突厥等民族。今人常怀念唐太宗的丰功伟绩；也常扼腕痛惜安史之乱，让中国从最辉煌的顶点跌落。却没想到，这安史之乱的根源恰恰来源于唐太宗。
当然，我们官方的正史不会这样认为，他们对于唐太宗高度评价：开明友善的民族关系政策和制度在唐代的长期实施，大大减少了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隔阂，增强了各民族间的广泛互补和血肉融合，实现了多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宏大局面。正是在唐代，中华民族新的代称——“唐人”形成，奠定了现代中华民族的基础。
唐朝中后期，北方少数民族把汉族按在地上摩擦，直到太祖建国，才最终把汉民族的颓势完全扭转过来，毕竟那些高科技只有汉民族才玩得转。到了后世，外国人都很奇怪——为什么中国人从来都不提自己的血统？因为血统早已不纯了，这产生了一个好的副作用——中国人几乎没有种族歧视。
没过多久，国子监的几个监生们向唐志发来信函，要求和唐志在国子监辩论，辩论的主题是如何平定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他们接受了唐志发明的蒙古高原的概念，同时避开了《国富论》这一他们不擅长的经济领域。
唐志当然不理他们，将对将，兵对兵，你们没那个资格和我辩论，除非你们的祭酒来。监生们找到令狐祭酒，要求他出面，或者让朝廷取缔兴业学校。令狐德棻一时间头又大了，跟唐九郎辩论？唐九郎只是一介白衣，年龄又小，我一大把年纪跟他辩论，这不是掉价吗？至于取缔兴业学校，想都别想，这是兴业公司的子弟学校，这么多王公大臣和世家想把子弟进去，你来个取缔，这是与天下人为敌啊。
当然令狐德棻不会被这个问题困扰：“要不你们写一篇策论，我帮你们送进去？”
国子监有所行动，递上去的策论不止一篇，因为他们的意见也没有统一，祭酒也上奏，要求把兴业学校纳入国子监的监管之中。
令狐德棻的行为引起了朝堂武勋阶层的不满，你国子监想干啥？也想往兴业公司插一腿？还监管？兴业学校的教材你能看懂吗？《国富论》你能看懂吗？你的明算科敢跟兴业学校的学生比算术吗？你的监生递过来的那些策论都是老生常谈，没有什么新意，一群闭门造车的不知天高地厚的狂生！
其他人不爱听了，兴业公司的股份太难搞，我们这些中层领导干部都没份，虽然放开了分公司的股份，但是大头都归你们总公司了，你们大块吃肉，就剩一点汤给咱们喝，这像话吗？于是四品以下的很多官员都站在祭酒一边，要求把兴业学校纳入国子监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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