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西夏和金国也是如此，西夏虽然国小力弱，但正好处于中国古代盛产良马的河套和西凉一带，这也使得宋朝始终缺乏战马，所以也打造出一支很强悍的重甲骑兵部队——铁鹞子。骑兵是西夏军队中的核心军种，其精锐铁骑号称“铁鹞子”，编制为3000人，这支军队人和马皆全身覆盖铠甲，而且是重甲，史称刺斫不入。
《宋史·兵志》记载：“（西夏）有平夏骑兵，谓之‘铁鹞子’者，百里而走，千里而期，最能倏往忽来，若电击云飞。每于平原驰骋之处遇敌，则多用铁鹞子以为冲冒奔突之兵”。
《宋史》的这段记载很扯淡，铁鹞子是重装骑兵，怎么能“倏往忽来，若电击云飞”？这也是文人治国的悲哀，他们根本不懂军事，也不追根究底，随着性子胡编乱造。
西夏的铁鹞子穿的盔甲的甲片是冷锻技术打造的。西夏铁矿多，铜矿少，所以西夏便主要开发铁矿，研究铁合金的铸造工艺。冷锻技术的出现，不同于以前的热锻加工，它使得铠甲更加坚硬，还变薄了，减轻了重量。在同等重量的铠甲中，它的防御力是最好的，在同样防御力的铠甲中，它是最轻的。
这样的铠甲披在身上和马背上，减轻了重量，提高了速度，减轻了作战时的压力。冷锻铠甲不容易被射穿，这是让弓兵很头疼的。即使射穿，也不至于一箭致命。有史料记载，西夏的铠甲皆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可入。再加上西夏特制的神臂弓，在面对辽国和宋国的挤压下也毫不示弱，存在了很长时间，后来蒙古灭夏的时候也经过很长时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后来的金国继承了辽国的遗产，弄出了“铁浮屠”，浮屠是佛教名词，佛塔就叫浮屠，“铁浮屠”顾名思义就是铁塔的意思。
据史料记载，“铁浮屠”是从头到脚、从人到马全部用一种特殊的铁甲裹得严严实实的“重装骑兵”。只露出一双眼睛和四个马蹄，远远望去就好像一座铁塔。这是金军部队精锐中的精锐，一般的古代战场兵器很难刺穿破坏这种铠甲，在当时可以说是无坚不摧、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一时间成为南宋时期战场上的噩梦，让人闻风丧胆。
铁浮屠和拐子马不是一回事。拐子马应该是轻骑兵，摆在中军的两侧，铁浮屠负责正面冲撞敌方的部队，等敌军队形大乱之后，再用拐子马从两翼冲锋，扩大战果。
重装骑兵就像春秋时期的战车、后世的重型坦克部队，综合国力达不到，很难造出这样一支部队的。我大宋综合战力和部队装备都不占优势，再加上偃武兴文，国力积弱，苟且偷生，当然投降派大受欢迎，谁要提北伐，就是不识时务，都要靠边站。
投降派说起来也不是没有道理，既然打不过，那就和对手坐下来慢慢谈，钱能解决的都不是问题。至于那些主战派，只是一味地说打，问题是兵马何来？粮草怎么解决？你凭什么和人家战？只会张开大嘴瞎囔囔，3两的鸭子4两的嘴，能有什么用。所以说投降派是现实主义者，主战派是理想主义者。在大宋投降派占了上风也是有道理的，如果让那些主战派占了上风，那是要亡党亡国滴。
明朝朱元璋的时候，元朝的势力衰败，燕云十六州很快就拿回来了。后来明朝的卫所制度的腐朽，最后山西北部的大同平原这些地方遭到蒙古骑兵的攻击，名存实亡。后来东北后金兴起，明朝就衰落得更不成样子了，就连最新的高科技——火炮火枪都没有女真人玩得好，被灭国也是命中注定的。
因为外部环境的极度恶劣，加上因为陆地丝绸的隔断，中原地理环境的相对闭塞，发展出了宋明理学和阳明心学，祸国殃民。这也是顺理成章的。大唐初期中期胸怀博大，海纳四方，到了后期因为外侵和内乱，统治者开始走上极端，把外来的宗教和商人一起排斥，于是有了灭佛之举，外来宗教全部取缔，重新走上了封闭排外的道理。
中东的星月教也是这样，刚开始建立帝国的时候相当了不起，因为他们是来自于大漠深处的蛮人，根本没有自己的文化，所以对外面的一切知识都感兴趣，整理翻译了很多古希腊罗马的着作，为西方后来的文艺复兴奠定了理论基础。三个世纪之后，随着星月帝国的衰落，他们最后也走上了自我封闭和排外的道路，极端的原教旨主义盛行，拒绝西方新兴科技，最后成了后世的恐怖主义的温床。
神奇的是，在唐志穿越之前的米国也开始进入这个怪圈循环。一战和二战时期的米国成为自由世界的灯塔，不断地向外输出其价值观，也是世界人民移民的目的地。现在的米国呢？隔离墙，种族主义的兴起，对全球化的反动，一步步把自己和外部世界隔离开了，再加上金融资本的贪婪，米国的衰落不可避免。所以世界人民都有点看不懂，高唱民主自由，建立了世界经济秩序的米国怎么开始关起门来过日子，而社会主义的震旦竟然高举经济全球化的大旗？
清初的知识分子对明朝之何以衰、何以亡问题的探究与反思，使其对宋明理学特别是空谈心性的阳明心学有了深切的认识.故而他们大力倡导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思想。
学以致用，是先秦孔派儒学的传统，在先秦时期，儒家以天下为己任，以王者之师自居，试图通过“格君心之非”来塑造理想君主，并从而重新建立统一的社会价值系统，“经世致用”主要是建构一种合理化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形式。
宋代兴起的新儒学即所谓理学（包括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这个传统，专讲道德性命、修身养性，不务实际。特别到明末的王阳明后学，束书游谈，几近狂禅，学问与社会实际严重脱节。
清初学者在总结明亡教训的基础上，深感必须返虚就实，矫正学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颜元“其说于程朱陆王皆深有不满，盖元生于国初，目击明季诸儒，崇尚心学、放诞纵恣之失，故力矫其弊，务以实用为宗。”这种以实用为宗的学风，也就是他们提倡的经世致用的新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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