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揉着小腿，回忆着说道：“好像是奔西边走了。”
一旁的中年妇女反驳道：“不对！我也看见了，他们是向东走了。”
捕快气的一拍桌子，喝问道：“娘的！到底是向那边走了？！”
男人连忙躬身道：“是东边，小人想起来了。”
往东去了，那就是便益门或是东关门的方向。
“嗯，说说那三个人的身形。”
那中年妇女突然插嘴道：“我的妈妈！以前听说书的讲“身高八尺”，我一直以为是吹牛，结果，结果还真让我碰上了。其中有一个人的个子差不多得有九尺高，壮的跟头熊一样！”
“啥？！九尺！那不得快一丈高了？”两个捕快一听，这特么说的还是人吗？扬州城墙才一丈五尺高。
这要是赵新在场，他会马上抱着中年妇女猛亲一口，真是个好助攻啊！
“你说！”捕快打断那妇女的胡吣，指着男人说道。
“天太黑，小人没看清楚。不过那三人身高八尺总是有的。”
另一个捕快问道：“他们三个人从院子里出去的时候，手上拿了什么东西没有？”
“好像是拿了。不过形状不大，就，就这么大......”男人用手比划了半天，两个捕快一看，也就是个比巴掌长一点的一个曲形物体。
“他们手里就没拎个包袱什么的？”
“没有。真没有。”妇女和男人同时回答道。
在后世的实验心理学研究中，调查人员为了从目击者那里获取有效的信息，是要通过语言沟通来引导和启发目击者的回忆；以便让目击者最大限度的提供与嫌疑人有关的线索，并且是完全而准确的表达出来。
不过很多案发现场的目击者所提供的线索往往是错误百出。原因就是目击者在事后所描述的信息时，不仅会受到到记忆的影响，也会受到推理过程、讲述者所受到的暗示、自信心、权威服从、群体影响等多方面的影响。
目击者们很容易用习惯、想象去揣测事实，而不是用语言完整的表述自己的所见所闻。描述不光是一个记忆的回忆过程，还会涉及到沟通行为的本身；前者用来回答“我看见了什么”，后者则用来回答“我应该说什么”。从描述内容的动因来看，起到决定因素的主要是记忆效果、主观意识和沟通策略。
比如光线、触觉、听觉、视觉、距离、角度、方位、以及目击者的观察目的都会影响最终的描述。每个人对事物的的兴趣点不同，观察的效果也会有很大差别。很多观察者表面看上去非常主动、积极，内心却是瞻前顾后，忧心忡忡。
普通人一般情况下，都会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对沟通活动本身就怀着回避或是厌烦的态度。因为担心惹火上身，往往会影响最终的描述结果。
至于十八世纪的清代，实验心理学这门学科连影子还没有呢。两个粗通文字的捕快又能知道多少？
此时听到几个目击者都一口咬定没有看到那三个人提着包袱出汪家，两人不禁犯难了。
根据汪家女眷的口述，内宅地窖里的金银古董乃至木箱、木架子都没了，更不要说汪老爷的书房里已是空空如也，干净的连老鼠都不会去。
这么多的东西，去哪儿了呢？凶犯又是如何带出汪宅的呢？
两人正在犯难之际，一个快手突然气喘吁吁的跑了进来。
“徐爷，不，不好了！盐义仓那里出了大案了！大老爷叫您赶紧过去。”
“什么？！”
“养瘦马的陈，陈家，都被人杀了！他家的二十多个姑娘也都失踪了！”
“啊！”在场众人全部惊呆了。这一夜的扬州到底发生了什么？！
到了下午的时候，随着江都县治下的河东区李家大院被劫的消息传出，整个扬州城都轰动了。这也是一家豢养瘦马的人家；家里的瘦马据说多达十六名。
这下城里那些豢养瘦马的人家都慌了，生怕劫匪会光顾自己家。于是很多人当天就带着钱财和瘦马们纷纷坐船逃向苏州、镇江和江宁。一夜之后，整个扬州内外已经是“瘦马难寻”了；连贾旺和陈牙婆这些人也纷纷逃到乡下亲戚家躲避。
当日下午，负责查验汪家劫案和陈家劫案遇害人的两组仵作，各自在现场发现了击杀受害者的披铜铅芯弹丸。经过对比，发现弹丸大小基本一致。面对着这种从来没见过的“火枪”弹丸，甘泉县典史和县令认定，汪家劫案和陈家劫案是同一伙人所为，可以并案处理。
到了晚间，从江都县衙传来消息，在李家大院的凶案现场也发现了披铜铅芯弹丸。甘泉县令听说了长出了一口气，总算有一起背锅的了！
当天入夜后，整座扬州城内外包括城墙上都是灯火通明，县衙衙役、捕快、快手、以及各家盐商雇用的护院提着灯笼在城中各处盐商宅院的附近彻夜巡逻，直到天明。
第二日上午，甘泉县的刑名师爷拿着“火枪”弹丸证物去找了江都县的刑名师爷，两厢一对比，两位绍兴人都惊呆了。三起案子竟然都是同一伙人所做，这分明是一场泼天大案啊！不知将会有多少乌纱帽落地，人头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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