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该尚未接受禅位之诏的时候，王贡便警示过意志不坚的同僚，说事已至此，哪怕阻力再大，咱们也必须破浪而前，绝无丝毫退步余裕。旋即裴该游说祖逖归来，裴嶷等便请下令，急召行台主要将吏东来，以正式建设新朝的政府班底。
于是除荀崧、杨清等少部分将吏仍留长安外，十二部主官多数或骑马，或乘车，急急赶赴洛阳。等人都到得差不多了，便即在裴该的主持下，召开“建国筹备大会”——荀组、华恒等既已表态，自然也得列席。
首先要确定的是国号问题，裴诜、王贡仍建议用“秦”，裴嶷则建议用“唐”，此外也有人提出来：“明公初建基业，乃在徐方，可因此而名之为‘齐’或‘徐’也。”
首先有人对“徐”字提出异议，说：“徐乃东夷之号，非中国诸侯……”
徐是一个古老的东夷部族，据说始于夏代，周初即发兵抵御过周公的东征，《礼记·檀弓》即载徐臣云：“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说明曾经一度打到过黄河岸边。周穆王时代，徐偃王甚至兵逼成周，迫使周穆王自西方千里回师来迎，好不容易才逐偃王而迫徐臣服。徐国最终是被吴王阖闾所灭的。
所以才有反对意见，说“明公屡申晋戎之辩，又岂能以夷号为国号啊？”
至于建议国号为“齐”，亦有人反驳道：“明公前在徐方，所据不过淮南数郡而已，初渡淮而进，便即奉命北伐。则淮南地，于战国实为楚有，理当名之为‘楚’。”
当然啦，楚亦蛮号，反“徐”者同样可以据此反“楚”。然而也有反论，荆楚不管怎么说，周初便奉正朔，被封为子爵，而且汉不就是受楚所封的吗？既然汉非蛮号，又怎么说楚是蛮号呢？
裴该心道这齐与楚两号么，历史上竟然没有成就过统一王朝，也就什么南齐、北齐、桓楚之流……对了，北宋末年，女真曾在中原扶持过两个傀儡政权，正好一齐（刘豫）、一楚（张邦昌），口彩实在很糟啊……
当然啦，这话没法跟群臣说，他只是在群臣议论不决时，轻轻痰咳一声，随即缓缓说道：“何必以地名为国号？我若名之为秦、唐，则关东人如何？我若名之为楚、齐，则关西人又如何？自当以一名而囊括天下士民，方见承天景命，为四海之主。”
裴诜道：“明公所言是也，然秦亦曾一统天下。”裴嶷等猜度裴该并不满意那个“秦”字，于是猜测：“难道明公欲以夏、周为号不成么？”
裴该笑笑说：“试问卿等，若以一词囊括在座，何词为宜啊？”
众皆哑然——什么词汇可以囊括在座诸人，既有文吏，也有武将，既有世家，也有寒门哪？难道说……“士”？
裴该见无人应声，乃站起身来，高声说道：“我等皆衣冠华族也！即便姚弋仲、刘光等……”——那几名狄戎之将尚在太原，并未与会——“我亦望其成为华族。即便庶民百姓，亦望能使仓廪足而知礼仪，识文字而晓大义，皆为华族！”
“衣冠华族”这个名词，滥觞于《左传》“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之语，初盛于魏晋之际，乃是对士人，尤其中高级士人的美称。《晋书·石勒载记》即言，石勒严禁胡人“侮易衣冠华族”，目的自然是拉拢中原故晋地主阶层，跟小老百姓是没啥关系的。
古代汉族其实并没有独特的自称——因为民族主义思想不兴之故——多以王朝名号来指代，比方说秦人、汉人、晋人，等等。在原本历史上，要等五胡乱华之后，民族矛盾逐渐突出，种族之间才有明确区分的必要，乃成“汉人”、“华人”之名。
——这个“汉人”，其实并非汉朝之人的简称，而源出鲜卑贵族对中国土着的蔑称，云“一钱汉”，谓其不值钱也。
而在裴该所处的这个时代，并无汉人、华人的称呼，唯有晋人而已，故此中国人与外族多称“晋戎”，而少见“华夷”。裴该擅长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他也希望能够把原本松散的主体民族在思想上凝聚为一个整体，故此才利用“衣冠华族”的流行称谓，提出了一个“华”字来——
“我朝乃当以华为号！”
群臣闻言或欣悦，或不解，自然也有几个委婉地表达出了反对意见。主要是裴该“衣冠华族”这个切入点挑得好，有从儒礼以教化天下之意，而且裴嶷等人也觉得，打破旧来以地名为国号的惯例，更可彰显新朝之超卓拔群，起码与此前的魏、晋等短命王朝不同。儒生自然多半是守旧的，但也要看这旧礼、旧俗，有没有经典依据，既然先王至圣皆未曾提到过此事，那么破旧革新亦未必不可。
因此经过一番辩论，最终这个新的名号就确定了下来。随即议论年号——计划在本年年底受禅，则明春正旦即可改元，既合乎礼仪，也不至于形成空窗期——裴嶷乃将群臣议得的三个嘉称奏上，候裴该择一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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