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主导了当时的社会舆论，自然会有许多官员，想和东林党合作。一切是显然的，某个官员愿意满足东林党的利益（提携东林党成员当官，或是给东林党造势），东林党就会把他包装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之士。当然了，与此同时，还可以无限丑化他的政治对手。最初，比较有远见的官员（凤阳巡抚、漕运总督李三才），最先发现了东林党的这种价值，于是就开始和东林党合作。当然了，东林党自然开始为李三才大造舆论。总而言之，李三才廉洁、能干，是帝国的栋梁之材，应该到帝国中央政府主持工作。
如果东林党说，顾宪成之类的人廉洁云云，他们的政敌也许懒得去反驳。因为顾宪成之类的人，一直待在清水衙门，就算有贪腐行为，肯定也比普遍官员轻微。问题是，李三才作为一个巡抚，而且还主管漕运那种肥缺，如果说他能保持廉洁，那就好比说母猪也会上树一样。在这种背景下，东林党的反对者，就揪住这件事不放手。总而言之，大家一块证明，李三才是一个大贪官。更间接证明，东林党就是一个妖言惑众的团体。虽然东林党赌咒发誓，李三才就是一个大清官。问题是，越来越多的证据都表明，李三才就是一个大贪官。李三才是不是贪官的争论，最后惊动了皇帝。于是皇帝就派人介入调查。结论呢？李三才就是个贪官。这一折腾，李三才算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关键是，史书盖棺定论，也说李三才不是清官。
当然了，许多人依然愿意相信，李三才不是大贪官，因为魏忠贤一伙拼命攻击的人，怎么可能是大贪官吗？关键是老一辈东林大佬，都一致标榜人，怎么可能是大贪官吗？[注]：其后击三才者，若邵辅忠、徐兆魁辈，咸以附魏忠贤名丽逆案。而推毂三才，若顾宪成、邹元标、赵南星、刘宗周，皆表表为时名臣。故世以三才为贤。问题是，李三才并不是在东林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更主要的是，李三才成长于明末腐败的官场上，还一路爬上凤阳巡抚、漕运总督的位置，并在这个位置上干得风生水起，说他两袖清风，谁信呢？从李三才的事件，我们大约可以看出来，东林党运作的基础是什么。总而言之，东林党控制了社会舆论，许多官员希望利用这种社会舆论，于是就相互勾结、利用。最后呢？与东林党合作的官员，都被美化了；不与东林党合作的官员，都被丑化了。最后官场被分为两类人，一类是和东林党合作的清官，另一类是不和东林党合作的贪官。如果东林党从未掌握过权力，东林党那套蛊惑人心的言论，自然可以骗过涉世未深的小皇帝。问题是，东林党掌握过权力，而且掌握的权力非常大。
结果呢？帝国的局面并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相反因为他们的介入，变得越来越乱。事实上，天启重用魏忠贤为代表的太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当然了，后来崇祯重用太监，也是因为类似的原因。这就好像，你开了一家公司。有几个人，跟你吹得天花乱坠，总而言之，你重用他们，就能如何如之何。问题是，你重用他们之后，公司业绩没有任何好转，反而越来越差。他们却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总而言之，怨这、怨那，就是与他们无关。面对这种事，你肯定也想拿板砖拍他们。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东林党出现后，党争为什么会加剧本来呢？
帝国的人事调整，虽然一直竞争的非常激烈。但是总的来说，很少演变成势如水火的相互诋毁。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决定官场人事调整的是权力、地位、人脉，而不是靠打舆论战。所以官场上虽然一直存在拉帮结派，但是总的来说，大家在相互攻击时，都是有分寸的。但是东林党一介入，马上就变成另一回事了。因为东林党在参与这种利益博弈时，主要靠的就是引导舆论、甚至是控制舆论。所以东林党在参与相关博弈时，就把这种法宝应用到极致。总而言之，与他们的合作的人，就随心所欲的吹捧美化；不与他们合作的人，就随心所欲的诋毁丑化。这样一折腾，官场之间的争斗，就变成了正义邪恶大战。在这种背景下，官场的内部矛盾，遂演变成了敌我的矛盾。最后的结果，官场斗争就对人不对事了。总而言之，你是我们的人，就是正义的化身，就是一心为国为民的；你不是我们的人，就是邪恶的化身，就是一心祸国殃民的。
在东林党的宣传中，他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并且一直在与那些祸国殃民的邪党、阉党、阉党余孽在作斗争。当然了，在邪党、阉党、阉党余孽的宣传中，帝国出现了一股邪恶的势力，他们架着为国为民的旗号，不折手段的谋求私利。帝国的局势之所以越来越乱，就是因为有这股力量在瞎捣乱。官场竞争到了这种境界，你说它能不激烈吗？
他们结党成群，党同伐异，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不能单纯的用好或与坏来看待东林党人，因为好得如圣人般崇高，坏得比大奸大恶之人还要可恶，他们做过所谓的好事，也做过不少所谓的坏事。
他们可以是好人，他们标榜气节，崇尚实学，对于扭转士风起了积极的作用，他们关心社会现实问题，力求改变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状况，他们提倡反对空幻虚无、谈空说玄，提倡求真务实、实学实用的政治思想，主张开放言路，反对宦官干政，反对矿税，他们自始至终都在和宦官集团作斗争，即便被魏忠贤残害也没用放弃。他们也可以是坏人，他们结党成群，残害同僚，对与他们有相反政治主张的官僚大加迫害，特们既以极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也用自己盲目认同的道德准则来要求他人，他们扭曲了道德，将道德变成了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为了实现政治理想，他们不断地发动政治斗争，他们以狭隘的道德教条来要求君王，要求宦官，却也为了一己私利不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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