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当今文化的相结合，要保留传统文化的精华，还要灌输当今文化的特点，符合世界发展观，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与配合，按照自身的规律得到的继承和持续的发展。这样，才能使中国的发展一直处于领先阶段。因此，在新的文化建设中，必须倡导人的社会责任，鼓励人们在实现个人利益基础上，为社会多做贡献；必须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人与人的矛盾，维持社会正常秩序；必须使人们掌握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和激发人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创造更多优秀的劳动成果。建设中华民族的新型文化。
我们的民族，从一开始，在文化上，就是万世一系地传承下来的，这和其他的民族，完全不一样。我们是独一无二的。圣王是天下文化的创制者，也是一代代往下传的传承者。这个传统，是从羲皇开始的。我们的民族，就像一个大家庭，圣王如同这个大家庭的家长，把国之神器，传给下一代圣王，一代代地往下传。这种传承有两个很重要的特征，一是圣王一体，如果有人非以圣而王天下，那么他就会被推翻，因为他没资格给这个大家庭做家长。
社会是处于不断的变革之中的，其经济文化形势，在短期符合随机游走的特征，而长期服从具有一定方向性的历史规律。从这一社会变革的趋势可以得到这样的推论：在先人生活的时代符合社会发展阶段的规范准则，在大概率上不适应当代社会；而能够适应当代社会的规范准则，大概率上为先人所不能接受。在这一组矛盾中，我们就必须在“使先人满意”和“使后人满意“中做出权衡。而从唯物论的角度考虑，已逝的先人不再以任何主体的方式存在，因此，考虑他们的满意与否是没有意义的。有些人不接受唯物论，这也没有关系：即使先人们的灵魂仍然存在，并以某种方式在某些处所构成他们自己的社会，现世的规则也绝不对现世以外的社会构成约束，先人们的灵魂在他们那一独立的社会中，仍然可以采用与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相适应的规则。简而言之，现世的规则用以约束现实存在和未来将要存在的人，就必须以他们的福利为唯一的考虑因素。
当我们有了最大化今人和后人的福利这一目标，又面临着旧的事物往往不能够适应新环境的客观条件。立足于现实社会，就应当在思维上有薄古厚今的倾向，在行为上将移风易俗常态化。从思想的根源处进行变革，将改变看作正常的事件，而将长时间的延续当作特殊事件来处理。决不要等到传统完全不适应新形势，影响极坏，续无可续的地步，才考虑进行改革。事实上，理性地讲，当传统开始不适应现实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的不适应程度会逐渐加深。因此，不进行改革所造成的损失是日益增加的。而进行改革，也会发生按改革次数计量的成本，对于构成硬约束的法律，条例，成文规则，这一成本较大，而对于不成文的，个人可以进行取舍的软约束，这一成本较小。我们在进行变革的时候，变革的频率应当满足使得这两项成本和损失的总和最小。这样的思路，和最大化今人和后人福利的思想是等价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上奉儒学为圭臬，而儒学是侧重于国家治理，个人道德和行为规范等专业方面的一个思想学术派系。它构建了完整的一套能够自圆其说的价值系统，在两千五百年前的奴隶社会晚期，它可以说是很先进的；但是在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它还有多少先进性可言呢。它能不能比其他的制度更好地满足现代人的需求，最大化现代人的利益呢？国家治理和个人道德研究的都是现实问题，因此不适合以历史的眼光看这一问题，而适合以现实的眼光看这一问题。那么以现实的眼光看，在国家治理和个人行为方面，儒学总体上是相对落后的，它相对于资本主义价值观是落后的，因为它不适应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能比资本主义更好地满足人的需求；它相对于社会主义价值观也是落后的，因为它不适应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不能比社会主义更好地满足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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