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部
杨洋慧出家当尼姑了，这在她的周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谁说不是呢,她头上顶着的那些个光环，足可以碾压同行业一众大大小小的老板。
那年冬天特别地冷，冷得田里都结了冰。那黑黄黑黄的禾兜，一根根都立了起来，像无数根冰冷的钢针。
天上那铅色的云团，在一阵紧似一阵的朔风肆虐下，翻滚得愈发低沉了，仿佛用手就可以触摸得到一样。
行走在田埂上的杨洋慧，一手紧捂着双开襟的棉袄，以防被迎面的北风划开；一手提着帆布袋，袋子里是张友莲伯娘为她做的米粑粑，说是路上饿了充饥。还有那刘小妹硬给她的20个煮熟的鸡蛋，说是一个鸡蛋抵一碗米饭。就这样她上路了，朝着月牙山火车站走去。火车可以把她带到城里，那里有她日思夜想的老母亲和弟弟们。
杨洋慧不愿意张友莲伯娘送行。有什么好送的，已经有这么多人送就足够。
她努力地抬望眼，前面不远处就是火车站。火车站，对她来讲实在是既熟悉又陌生的。熟悉的是，她那一年作为社会青年，也被那股知青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裹挟着，在这个火车站下来了，来到了这个穷乡僻壤的山区落了户。来的时候，她还是个青涩的小姑娘17岁，准确点说是个黄花大闺女。现在，她十分明白，自己已经生了两个孩子，是个彻头彻尾的半路婆了。
她觉得自己今天才是真正的自由人，她每走一步就与阳光大道更进一步，离那个暗无天日的村子就愈远一步。她生怕是在做梦，她下意识地伸出手来，在自己冰冷的脸上拧了一把，生痛生痛的。她加快了脚步，朝着火车站走去。尽管自己青春已不在，但还年轻。今年她才21岁。
杨洋慧要去的地方叫云阳市。一条江穿城而过，将它一分为二，她们家住在江东。跟绝大多数的人家一样，她们住的是直管公房。厨房是公用的，厕所也是公用的。一家六口就蜗居在一间20平米不到的房子里。
杨洋慧的父亲是运输社拉板车的，母亲则在家专门负责生儿育女。
家里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父亲身上，开始还勉勉强强。随着父亲年纪增大，他的背也驼了，拉板车的收入也少了。相反，只见母亲的肚子却像个复印机，一个接一个地往下坠落着新生命。望着嗷嗷待哺的弟弟们，父亲作出了一个决定，叫杨洋慧退学。让她在家里帮助母亲带弟弟。那一年，她刚好12岁，离小学毕业还差一个学期。
1968年，她正好17岁。
她们家所在的居委会盯上了杨洋慧，说她是待业青年，顺理成章地把她划归到了知识青年这一块。居委会主任姓伍，是个女的。伍主任所辖的居委会包括杨洋慧在内一共有55个知识青年，按照上面的统一部署，这批知青在这一年一定要统统地上山下乡。
伍主任上门了。她说：
“老杨啊，恭喜你呀！你们家闺女慧慧是知识青年啦，可以去广阔天地，在那里大有作为呀！”
“一个小学都没毕业的也算知识青年？伍主任。”父亲虽说没有什么文化，但大的是非还是明白的。
“怎么不算？你有她这高的文化吗？就连我也没有嘛！再讲了，老杨呐，慧慧上山下乡就是参加了工作，也就减轻了你们家的负担。你说是不是？”
大概是后面这句话起了作用，减轻家庭负担，比什么都重要。父亲开始松口了：
“上山是吃饭，下乡也是吃饭。只是我们家闺女慧慧还小，我怕她在外受欺负啊，伍主任？”
“谁敢，光天化日之下的。”伍主任斩钉截铁地回答。
在这场决定杨洋慧前途命运的大事面前，母亲始终没有说话，她的表情是木讷的。很多年以后，她才知道母亲当时的心思是：女儿迟早是泼出去的水。与其以后泼，还不如响应政府的号召，现在就泼，泼给了政府靠得住。反正泼走了一个女儿，她身边还有三个儿子嘛。
就这样，火车把她跟另外10个正儿八经老三届兄弟姊妹们送到了这个月牙山火车站。这10个年青人相互之间并全认识，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老三届都是知识青年。火车上，他们一路高歌，一路欢声笑语述说着各自学校遗闻趣事。唯独杨洋慧，她一个人默默无语地坐一旁，活像棋盘上的一颗弃子。
这时一个男生走过来主动搭讪着说；
“哎，小学妹。我叫杜仁杰，请问你是？”
杨洋慧抬起头来，一个高大英俊的帅小伙，两眼忽闪忽闪地望着她。
她腼腆地看着他，她本不想搭腔。无奈，他那企盼的神色又迫使她不得不回答：
“哦，我叫杨洋慧。”
正在她和他要继续说下去的时候，又过来一个女生。她十分热情地自我介绍说：
“哎，我叫万小晓。同是天涯沦落人，何必这样愁眉不展的？不如同我们一起说说话，侃侃大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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