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末递来块面包，包装袋上印着梵高的向日葵："也是，不过梵高画画更有底气吧，像您女儿这分数，够画幅《愚公移山》了。"
我蹲在床边装床帘支架，螺丝刀拧进木板的声音里，突然想起她三岁时举着蜡笔喊 "爸爸是超人"。那时她把我的安全帽涂成彩虹色，如今那顶帽子还挂在老家的墙上，帽檐的锈迹和她画里的钢铁如出一辙。
窗帘拉上的瞬间，阳光透过网眼织成光斑，落在女儿正在拆的颜料盒上。
"其实我爸不懂画画，" 女儿的声音从帘子后面飘出来，"但他知道怎么把 520 分的钢钉，敲进 350 分的水泥里。"
陈末突然笑起来，颜料刷在画板上发出沙沙声："你爸这比喻绝了，跟我爸说 ' 画好画得先学会握锄头 ' 有异曲同工之妙。"
离开宿舍时，女儿塞给我个布包。走在梧桐大道上打开看，是副崭新的劳保手套，指尖处绣着极小的画笔图案。
校史馆的玻璃幕墙映出我的影子，左手提着工具箱，右手攥着布包，突然觉得自己像幅奇怪的静物画 —— 扳手和画笔在同一个画框里，却和谐得像调色盘里的互补色。
傍晚的渤海湾风很大，我坐在码头看货轮进港。手机响起时，女儿发来张照片：她站在画室中央，背后是巨大的落地窗，夕阳把画布染成金红色。
画架上支着的新作刚起稿，轮廓是戴安全帽的工人握着画笔，远处的脚手架正生长成向日葵的形状。
陈末的话突然在耳边响起，混着海浪声变成另一种调子：所谓多余的分数，不过是梦想在现实里多刷的几层底色。
就像女儿画里的钢铁，看似冰冷坚硬，却因为多拧了几道螺纹，最终接住了整个海上的日出。而我知道，那 520 分从来不是多余的 —— 它是父亲的扳手和女儿的画笔，在时光里共同调出来的，最接近黎明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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