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的产地主要在上党和辽东，如今辽东尚属于化外地区，和中原的联系较少，因此上党人参几乎是整个中原唯一可以批量采摘人参的地区。
而此时人们已经认识到了人参的效用，已有了用人参入药的方子，人参的需求不成问题，守着这么一个金山，上党居然还为财政发愁，简直是不可思议。
田邑虽然是个能吏，但是偏重于农业，商业意识不强，在粮食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的时代，这种重农抑商的意识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饭还没吃饱就想着做买卖，不太符合社会的需求。
皇帝认为，重农抑商虽然是主流思想，但是仍旧可以因地制宜地发展一些商业。比如上党，或许就可以利用人参贸易解决一下粮食问题。
这里面的内在逻辑是，人参作为一种稀缺的高效药材，普通百姓恐怕吃不起，能用得起的多是有钱人，也就是各地的富户和豪强，而这些人手里是有余粮的。
皇帝已经开始琢磨如何用人参把社会上的余粮吸引到上党。
田邑对此几乎是一窍不通，皇帝知道不能指望他来做这件事，便召来了随驾的中书谒者郑青。
郑青是郑深之子，像他的父亲一样，很有才能。当初郑氏迁到河西，郑青成了全族在河西的主事之人，在那样的时局之下，他竟然能在河西五郡之内开展商业经营，使家族的财富大大增值，可见他是一个有商业头脑的人。
果然，郑青听到了皇帝的初步设想之后，立即拿出了一整套的人参经营方案。他提议将人参改为官营，由政府组织人员采摘、处理、保存和售卖，只把零售环节交给药商，交割方式主要是以粮食换取。对于其中的各个环节，郑青都设想得比较周到。
皇帝道：“你的方案看似周详，但是有一点没有想周全。如今上党郡中靠人参维持生计的人很多，官府一下子把这生意全拿过来，那些原本赖此为生的百姓怎么办？他们失去了生活来源，你说他们会怎么想？百姓会怨朕夺了他们的生计，岂不是让朕背负骂名？”
郑青吓得赶紧伏地请罪，“臣没有虑及此事，有负陛下的信任，臣死罪！”
皇帝道：“人参贸易不能做成与民争利之事，要做到助民生财，国家和百姓都能得到利益，这叫双赢，懂吗？”
皇帝即位之初，免天下赋税两年，当时他的摊子不大，官员队伍人不多，主要任务是养活赤眉几十万大军。当时长安城中尚有余粮，若是精打细算，可以支撑大军四五个月的食用，其余主要的来源有几项，最大最直接的来源当然是屯田所得。除此之外，豪强为了换取护身符，挤入长安朝廷，也多有贡献。皇帝又善于理财，多方开源，筹集钱粮，大大缓解了财政压力。
当时他的财政政策中还有一项重头戏，那就是官山海。
这一招最早是春秋名相管仲提出来的。齐桓公想要富国，想加征人头税和财产税，当即被管仲否决了。
管仲认为税收是有形的，直接加税会招致民众的不满，理想中的法子是“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要做到这一点，“唯官山海为可耳”。
这种开创性的法子不仅使齐国迅速富强起来，而且垫定了国家经营的理论基础，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几千年后。
在管仲之后，不断有财政专家对他的理论进行践行和完善，汉武帝为了筹措对外扩张的经费，更是将其发展到了极致。
官山海最主要的内容是盐铁专卖。在武帝之后，尝到了甜头的汉政府一直保留这种政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盐铁专卖的弊端越来越大，所谓的“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已经不存在了，相反，它“与民争利”的本质已经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简单来说，国家垄断经营一直实行下来，必然导致产品价格高、质量差。这个价高不是高一点半点，而是可能比正常高出十倍几十倍，垄断么，人家掌握定价权，说值多少就值多少。盐专营慢慢地让穷苦百姓吃不起盐。而谈起质量，就是管你什么市场需求，人家爱造成什么样就造成什么样，小P民没的选。铁专营导致百姓买不到合适的铁制农具，干脆还是用木制的好了。
如果不理解为什么一项理论上十分完美的政策在施行中会完全变了味，简单对比一下后世的垄断巨头中某油和中某化就大致了解了，卖着高价油喝着全国人民的血还享受着国家补贴，对国际油价跟涨不跟跌，涨价如拉稀般顺畅，降价如便秘般费劲，倚仗的不就是国家赋予的垄断经营权力么？
但是汉朝的盐铁专卖到底还是真的为朝廷赚了大钱，汉武帝时，全国盐铁收入占了财政收入的一半，有力地支持了武帝击匈奴和开西域的政策推行。这一点比起后世总是哭穷向国家伸手要钱的某些垄断企业强得多了。但二者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古今垄断行业的从业人员待遇都很高。
与后世不断提及国企改革一样，在汉昭帝时，社会上也有强烈的改革呼声。朝廷组织了一次关于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的大争论，各地的贤良文学、社会贤达数十名齐聚长安，到朝廷来为民间大声疾呼。这些人不负重望，把民间问题和盘托出，提出要废除盐铁专卖，还利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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