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周皇帝郭宁自崛起以来，天天喊着要广积粮高筑墙，却总是被时势所迫，一路狂飙猛进。直到这两年里，周边局势不那么动荡了，他才能消停下来，着手安稳治国。
皇帝决心要缓步徐行，部下们自然也不反对。那么多人踏着尸山血海挣扎多年，也确实想要缓一缓了，所以大周在北疆的经营一直都很谨慎。
起初各方将帅盘算着，怎么也得把控制区域推回到界壕沿线，恢复三个招讨司的控制区域，至少得把昌州收回来。后来经过推算，觉得在草原上重新恢复防线，修复那数千里边墙界壕，四百多个军堡，简直是个吞噬钱粮物资的无底洞。新朝肇建之时，多少事情要办，多少黎民百姓嗷嗷待哺，实在没这个财力去维持。
纵然挤出一些财力……朝堂上的群臣请愿将之投入到海上贸易搏取利润，实在不乐见无谓的消耗。
更关键的是，大周的军事体系，也不兼容这样的防线。
大周的军队，在许多方面都沿袭了金国崛起初年的优势，既所谓骑兵、重甲、弓矢、坚忍这“四长”。要保持这四个特长，就需要给每一个士卒极尊崇的地位、极优厚的待遇、极艰苦的训练、极完善的装备，于是军队的总规模就有难以逾越的上限。
当年的定海军，现在的周军，正军的员额始终就没超过二十万。只消这二十万人兵强马壮，以这之控制广袤领地，并保持对敌国的巨大威胁，是可行的。但若把二十万人填进一处处军堡，连个水漂都打不响。
金国与蒙古对立以后，不断抽调各地猛安谋克维持界壕防线，结果呢？
各地猛安谋克先被抽空，然后是镇防军、射粮军，再接着开始强行征发汉儿壮丁。那么多人填进防线了，又有什么意义？
没有足够数量而反应迅速的精锐部队为依托，一处处数百人规模的军堡，只能蒙古骑兵面前引颈待戮，不断的死，不断地填补，然后继续死，整个防线不是扼制蒙古的绞索，反而成了大金国持续失血的致命伤口。
有了女真人作为前车之鉴，大周并不急于恢复对草原上的军事控制，大周的北疆防线力求稳固，却暂时不介意纵深如何。
但由此，也产生了一个让满朝群臣都有些尴尬的问题，那就是皇帝出身的昌州，还一直留在蒙古人手里。
郭宁本人对此并不介意。他在昌州自然是有很多回忆的，但要说那些回忆有多么美好，他对边疆血火生涯的感情多么深厚，倒也未必。
可朝中的儒臣们，对此难免耿耿于怀。道理很简单，大周皇帝的父母，都葬在昌州，哪有儿子做了皇帝，却把父母扔在异域不管不顾的？建国都三年了，皇帝的亲爹该追封，该定下谥号庙号，该修建陵墓……这些事本该是隆武元年就办好的，哪有一直拖延下去的道理？
这些事情，全天下多少人盯着呢。陛下你也时常拿自己汉人身份说事的，那就拿出点汉家文治的体统啊，咱们大周朝不能总是草台班子的粗疏模样！
大周建立以来，武风极盛，而且北方汉儿在异族治下百年，也确实有些沾染胡风。但要平稳治国，终究离不开读书人，而读书人也总有点他们执拗的地方，还喜欢上纲上线，把某些事抬到特殊的高度，时不时就折腾出一点动静来。
以孝治国是汉唐以来的治国纲领，也是绵延千载的政治正确，郭宁不是凉薄之辈，也赞赏文臣们的忠心，于是示意儒臣们且把嗓门降下来，免得让蒙古人听到了风声拿捏皇帝，同时，他也示意北方的将帅们对控制昌州的蒙古千户多下点工夫，以便后继有所动作。
昌州作为当年大金国的北疆重镇，本身便受关注，而且青盐还是北疆和草原的紧俏商品。所以也里牙思并没想太多，结结实实地过了两年好日子。
两家的合作一直顺利，大周也时不时派遣官员前去，商议许多合作的细节；次数愈多，也里牙思愈是习惯，还曾派人去缙山采买，双方往来几乎形成了规律，明面上是剑拔弩张的死对头，暗地里却是共同发财的好伙伴。
这次，缙山方面提前半个月就通知了也里牙思，会有个规模巨大的商队抵达昌州旧址，在金莲川一带主导两家商业往来的有力人物赵瑄和卢五四也会随行同来，有事和也里牙思会谈。
会谈，自然是真的会谈。而没有通知也里牙思的是，在赵瑄和卢五四的掩护之下，又有个不参与会谈的身份特殊之人来到了昌州狗泺之畔。
那便是郭宁的妻弟，今年十四岁的吕枢。
吕枢和他的伙伴阿多此行，是为了确定乌沙堡的现状，并找寻皇帝和皇后的父母，为后继迁葬做准备。
按说这样的事，派个机灵点的部属偷偷办了便好，不该让皇后的弟弟亲蹈险地。
奈何乌沙堡作为大金扼住草原的锁钥重地，当年蒙古军投入重兵猛攻此地，杀得人头滚滚，守军逃亡时又遭蒙古铁骑沿途追杀，死得百不存一。勉强逃到野狐岭的一批人，紧接着就撞上野狐岭大战的失败，那是更加可怕的失败，让人彻彻底底绝望的尸山血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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